捷運站和電扶梯通道是少數不受風雨干擾的公共場所，它們是交通的樞紐節點，人來人往的，每個人看起來都那樣堅定，那樣目標明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方向，一分鐘也不多留。也許這空間太有效率太功能取向了，令人驚喜的意外不多，即使有，也是規規矩矩的，計算過的，框得安安穩穩，有一些燈箱廣告頗有趣，但還是非常乖巧。台北的捷運彰顯了驚人的文明規馴，滿天的監視器，牆上連一道塗鴉都沒有，叫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捷運每一列車的間隔大約四分鐘左右，因此，捷運站台是以四分鐘為基準的空間，站台上的人潮以四分鐘為間隔而波動。胡思亂想，也就是四分鐘的長度。

有時候，等列車到來的四分鐘之間，我排著隊，望著那些現金卡和房地產的廣告燈箱，我想如果那一大排燈箱是洪東祿跨千禧的作品美少女戰士、春麗和綾波玲，不知道會如何。又或者，如果西門站裡的燈箱全數換上了袁廣鳴的人間失格，內外對照，不知多麼有趣。車廂裡的小電視如果不是循環播放政策廣告和兒童節目，該有多好，若是能播放剛剛得了國際大奬的動畫短片，就更好了。北投站的設計非常乾淨﹔中正紀念堂那站的藍天白雲燈箱，還有吊著的鋼管作品，真是非常切合那一站的感覺﹔古亭站和南勢角站的彩色懸吊作品很有意思﹔忠孝復興地底下的鐵籠子與粗石塊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呢？天天乘坐的木柵線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嗎？除了每次在辛亥站上遠遠看見的幾座墳之外，我什麼也不記得了。

然後四分鐘就到了，我就上車了。

在車廂內，在那種燈光下，我總是不斷想起許鞍華的電影幽靈人間。如此青白的燈光大概是有寓意的吧，為什麼在地底下的建築照明，總是這麼幽微，這麼昏沉，這樣拘謹小心，彷彿蓄意提醒路人，來去匆匆，別忘了浮上地表。

坐公車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公車是揮灑自如的意外，車身外的廣告整片整片地把車子給包裹住，什麼樣的創意都有，大鳴大放，生怕你不看它，生怕你忘了它。公車裡的人，坐著的看窗外，站著的全盯著與目光同高的車內平面廣告，它們貼得厚厚的，拉得極長，大概就是左眼餘光到右眼餘光的長度，不需要轉頭還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它。

沒有什麼藝術像公車內外廣告這樣親民了，我想。

當然，不常有人踏上去的地方，也有一點意思。從聖誕節一直到隔年元宵燈節的三個月期間，台北市主要圓環和安全島上一定放了應景的燈泡和相關作品。大部分的時候，馬年就是馬，羊年就是羊，有時候有風車和小屋子，或是以五顏六色的花擺出文字陣，擺出那一年的年份來。

走過忠孝東路和敦化南路交叉那一段路口，我常常抬頭探望那個LED的燈牆，白天裡看不出端倪，晚上它才有意思，原來是一棵樹的燈影。剛開始我以為它是面政令宣導牆，樹影子只是測試，我總疑惑它某一天會開始跑馬燈，告訴我們什麼時候要繳稅，好市民不闖紅燈，酒測罰款提高，或是腸病毒猖獗請大家多洗手，等等。過了很久才有人告我，那棵樹的燈影不是虛應故事，那棵樹的燈影是那面牆存在的唯一理由。

「真的不會哪一天開始跑馬燈兼做政令宣導嗎？」我問。大家笑了，可是沒有人敢保證。這麼一來，這個燈牆倒也調侃了某種台灣的政令宣導型式。

另一邊的安全島上，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幾年前它剛剛出現的時候我莫名地感到哀傷，我認為那是一種會的象徵。一個巨大的紅色鳥籠框住一棵小樹，籠子上一隻黃色小鳥。籠裡的樹看起來格外孤零零，彷彿被鐵籠罩住，再也長不大似的。我隱隱覺得這也許是對於牢籠一般的都市生活的某種反省，綠樹一定會慢慢兒長大的，自然的力量無法被箝制，籠子有一天會失去囚禁的意義，只要那樹夠高，它的枝椏伸展出去，它的根往下扎去，它不會在乎有什麼東西罩著它。

因此我時時注意那棵樹，我希望哪天看見它撐起那籠子繼續望上長。我大概賦予它太多自己的意念和投射了，但我希望它破籠而出的意義正如同紐約聯合國廣場上的那個槍口打結的和平雕塑，正如同許許多多的作品，刻意的或意外的，擺在路旁，對著我言語，渾然天成，他們說什麼都好，這是一種文化精神，遺之，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