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歷史是強權的歷史，弱勢者的聲音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使微弱，並不表示它不存在。像霧裏的笛聲般，幽幽地喚起有心人的注意與反應，甚或與之對話——以紀實的方式或者小說的方式。
    何英傑的長篇小說《後山地圖》﹙遠景出版，2006﹚便是一個例子。

    《後山地圖》以小說體平行敘述兩段日據時代日本人與東部地區太魯閣族的「交鋒」。
    第一段是1910年代日本皇軍以武力和策略來攻擊和瓦解太魯閣諸社的始末。第二段是1930年代以後優勢文明對原住民餘生後代的影響，也就是文明與傳統的衝突。
    這交鋒的肇因是大家都知道的1894年中國前清與日本甲午戰爭的結果。這兩帝國的戰爭實則是一個前現代的軍隊和現代化軍隊的戰爭，實力已經懸殊，那就不用提只有少數獵槍和刀箭的原住民面對日本正規部隊的太魯閣之役了。
    滅亡或生存，頑抗或棄械，這祖先留下的山林和血脈相連的族人，究竟將何去何從，考驗著他們的頭目和他們的勇士。作者很成功的描述了這批原住民的個性，不讓他流於典型化。雖然有只知決一生死的年輕勇士如烏朗，但也有如瓦拉比這樣的領袖，博庫斯這樣的青年，能夠審情度勢，權衡輕重。他們在嚴峻的情勢下，仍應用智慧，希冀在拼搏犧牲之餘，還有生存空間。雖然最後未能如願，畢竟還是疏散了年幼的族人，保留了血脈。

    太魯閣戰後新生代的依娜、達哈在日本殖民的不平等統治下，面臨了比較文明和友善的因子井上，鋪陳了第二段似乎稍微浪漫的情節。這裏的浪漫除了年輕男女之間的愛情，更多的是指對強弱勢文明交鋒結果的理想期待。
    讀者會感受到兩個時代截然不同的氛圍，也會發現關於地圖的測量繪製一再出現，不論是戰爭或承平時期，除了實質上的地圖，它似乎象徵著日人對原住民的經略和規劃。但我以為博庫斯對兒子達哈的遺言「殺人不勇敢，做對的事情才勇敢」，當更具地圖的象徵概念，它既是兩代之間的傳承，也是兩個平行進行故事的重要連結。可以說作者念茲在茲的就是這個主題，怎樣才是對的事？一語以貫之，是對族人的生存、成長、發展而投注的責任。瓦拉比、博庫斯、達哈、依娜的所作所為，莫非如是。而這或許才是作者心中最美好的「後山地圖」。

    我與英傑兄素昧平生，偶然的機會有幸先睹他的第一本小說。在往來的通訊上，英傑兄曾經提到花蓮吉野七腳川在成為日人墾殖村之前，住有一支剽悍的原住民，在被日人強迫廢社後不知所蹤。這自然並非唯一的例子，只是互為印證太魯閣之役後原住民諸社的命運罷了。熟讀台灣歷史的他在慨嘆之餘，便以小說之筆勾勒出這段故事。
    雖然是虛構的情節，但長期登山的經驗和閱讀台灣歷史的積累，使他在細節上的描述頗具說服力，增加了小說的質感。更重要的是他嘗試以這支民族的立場和角度進行創作，努力免除成為漢族意識形態的腳注，這一點是閱讀之時特別值得我們留意的。

           何英傑《後山地圖》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