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二四年。萬曆十五年後三十七年。

如果我的解讀無誤，萬曆十五年，在歷史學者黃仁宇眼中，是「東線無戰事」，中國歷史上平靜的一年，卻也是中華帝國夕陽西下，即將與世界歷史舞台告別的前夕。

相反的，一六二四年，則是台灣登上歷史舞台的一年。這一年，荷蘭人到了台灣。

一六二四年，在中國歷史上稱為明熹宗天啟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兩年前攻占澎湖。這一年，先是鄭芝龍自日本平戶抵澎湖任荷蘭人通事，然後明廷與荷蘭達成協議，荷蘭人退出澎湖，轉進大員（台南市）。

在連雅堂的所謂「台灣固無史」的時期，五、六千年前「台灣人」就已往外跑，創造了南島語族與南島文化。但要到了一六○○年左右，「外國人」才開始進入台灣。首先是中國海盜，然後是荷蘭人。雖然中國與台灣只相隔了九十公里，但台灣在順治十八年或一六六一年以前，在中國歷史舞台是完全沒有角色的。台灣一站上歷史舞台，就是世界史，使用的年號，是西元一六二四年，而不是中國年號的天啟四年。

更巧的是，一六二四年還有二件大事。

一六二四年，後來終結台灣荷蘭時代的鄭成功，竟也在荷蘭進入台灣的同一年出生。更玄的是，荷蘭人撤出台灣的同一年，一六六二年，鄭成功也離開人間。歷史的安排不可思議。鄭成功出生於日本九州的平戶市│他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出生於異國的人物，也是漢人中極罕見有國際血統的人物。台灣的歷史真奇妙，一開始，所有相關人物就如此國際化，這顯示了台灣的宿命與方向：「國際化」。

也是一六二四年，荷蘭的西印度公司，派出三十個荷蘭家庭，共一一○個大人與小孩，來到距離台灣正好半個地球的北美洲哈德遜河畔，當今的曼哈坦島，定居下來。兩年後，「新阿姆斯特丹」誕生，第一任總督用二十四美元的價格買下了曼哈坦。類以的交易，也發生在荷蘭人與當時的台灣原住民之中。

一六六一年，台灣也曾經有過「地位未定論」。一六六一年五月一日，鄭成功寫信給荷蘭總督揆一：「台灣接近澎湖，應該置於中國統治之下，我父親一官（鄭芝龍的別名）將此地借給荷蘭人，我現在為改善此地而來，你們不應該再占有此地。」荷蘭談判人員向鄭成功反駁說：「福爾摩沙不屬於中國而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公司曾經與中國高級官員訂立一個正式契約，規定荷蘭人離開澎湖，但占有福爾摩沙。所以國姓爺既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可以提出什麼領土要求。」理論上，好像荷蘭比較有道理，但最後的結論我們都知道了，台灣第一次「地位未定論」最後是靠武力來解決的。那時「國際法」尚未盛行，也沒有國際法庭。一六二四年，明廷與荷蘭的協議文如果現在可以找得到，會是一個很有趣的討論議題。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自鹿耳門登陸台灣，一六六二年，荷蘭人離開台灣。二年後的一六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四艘英國戰艦進入新阿姆斯特丹，荷蘭長官彼得．斯特文森投降，放棄所有北美洲的荷蘭屬地，新阿姆斯特丹改為紐約。台灣與紐約的歷史，竟有這樣的平行線在。

一六二四年，台灣與紐約同時經由荷蘭人的手躍上世界舞台，荷蘭人也同樣在一六六○年代初期退出。然後紐約一直是北美洲的商業中心，如今發展成世界商業中心。台灣則先被視為「反清復明」的基地，再經清朝的鎖國政策後，又變成日本支援「大東亞戰爭」的基地，國民黨「光復大陸」的基地。就這樣「國際商業中心」與「區域軍事基地」的不同定位，決定了三百年後紐約與台灣的不同面貌。

（本文發表於二○○七年一月七日第三十八期«非凡e周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