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是二○○八年歐巴馬創造政治奇蹟的關鍵口號，「變」是日本選出的最能代表二○○八的字眼。不論是Change或變，好像很容易受到肯定，但這裡指的都是改變既有的世界，或改變別人的政策。然而，如果是去改變自己的初衷或觀點呢？
一個人，特別是領導者或決策者，社會或他的支持者是否容許他因時代的變遷或看法的不同而改變對重大議題的一貫立場？或者說，一個領導者，當立場或想法改變時，如何去領導或影響他原有的支持者也跟著他改變原有想法？
我會有這樣的自問，自是有感而發。台灣似乎不是一個欣賞「變」的社會，至少領導者立場的改變似乎很難見諒於政治界或社運界。於是，有些被譏為「變色龍」者，事實上常是肯用心學習或反省，勇於接受新環境、新挑戰的先行者；而自豪「始終如一」者，如非選舉口號，則可能反而是因疏懶、固執，無視時空變化而抱殘守缺者。然而，在目前這種以選舉掛帥的社會中，這些有良知、有智慧，勇於改變自己的英雄，要如何才能也得到民眾的認同而不要只成為孤寂獨行的先知？
不久前電影「一八九五」熱映。一八九五年，日本伊藤博文與中國李鴻章在下關（馬關）簽訂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和約，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日本也一躍成為東亞強國，「明治維新」從此得到全世界的公認，在歷史上屹立不搖。
台灣很少人知道，同樣的下關，同樣的伊藤博文，在三○年前，有著截然不同的場景。一八六四年八月五日，四國（美、英、法、荷）艦隊砲轟下關，第一天摧毀砲台，第六天登陸下關，第十四天和議完成，日本付出不少賠款，而伊藤博文等日本最早的留歐學生正是為了解救這次「國難」，自英國匆匆趕回日本，成為伊藤博文生涯第一次涉外談判，也讓他從此成了日本的外交泰斗。
我們幾乎可以想見，一八九五年在下關的伊藤博文，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一定是英雄淚縱橫。
然而，日本明治維新之終於成功，下關有一八九五與一八六四的強烈對比，靠的是那一時代的志士能自原先的「尊王攘夷」而一變成為「尊王不攘夷」，而伊藤博文正是自「攘夷」忠實信徒而腦筋大轉彎，提出「攘夷亡國論」的先行者。
四國艦隊之所以砲轟下關，是因為在前一年，長州藩為了表示落實攘夷政策，而在下關砲台先後砲轟外國的船艦。「攘夷」，是當時日本全國有志之士的共識與精神的凝聚，伊藤博文不但是長州出身的藩士，更是日本「尊王攘夷」精神導師的吉田松陰的弟子，出身於吉田創辦的「松下村塾」。伊藤自一介農佃之子而能被拔擢為具武士身份的「士雇」，正是因為他為了「尊王攘夷」而在江戶暗殺幕府人士的賣力表現。外國人大概很難想像一位四度組閣的文人總理大臣、國際外交名人在年輕時是以「暗殺」而發跡的。也是馬關條約談判要角，任職外相的陸奧宗光，背景也近似。也許因為明治維新的豪傑們，當年都曾出生入死，所以做起事來特別果決，決不猜疑躊躇、三心二意。
一八六二年，長州藩領頒賜給二十一歲的伊藤博文「士雇」的位階的辭令，意譯如下：
「右者前年師事吉田寅次郎（松陰），深明尊王攘夷大義，故特許一代稱姓，為士雇身份」。
所謂「尊王攘夷」大義，其主旨就是「幕府沒有得到天皇的劾許，獨斷與外國訂約，主張開港政策，有辱國體，因此應該起來討伐幕府，拒斷外人，這樣才是愛國之士」。
這樣吉田門下出身，「尊王攘夷」基本教義派的伊藤博文，能在一八六五年就率先提出「攘夷亡國論」，不但具有卓越的視野，也需有無比的勇氣。因為這等於是部份背叛了先師吉田，何況吉田就是因為倡導「尊王攘夷」而在「安政大獄」中為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所殺。
伊藤博文的遠見，來自於他是日本最早的留洋學生。
中國的歷史學者常以嚴復和伊藤博文並論比較。因為兩人分別是日、清的第一位留學生，兩人都是研習海軍。論者常謂：清廷不能重用嚴復，於是嚴復只能翻譯《天演論》、《茶花女》而竟成為袁世凱稱帝的龍套，終其一生；而日本能重用伊藤博文，成為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才能千古留名。
這種看法就太小看伊藤博文了。嚴復是由清廷選拔的小留學生，伊藤博文則不是坐等去被「選拔」或「重用」的。如前所說伊藤博文出國前就可以算是出生入死的討幕志士了。而且，他的出國動機與成行，是他的好友，後來也是日本政壇名人的井上馨（那時兩人的名字還分別稱為伊藤俊輔與井上聞多）獨具慧眼去爭取出來的，靠的是聞多深得長州藩主的賞識與私下資助。而當時的長州藩無疑是「尊王攘夷」的先鋒藩，更何況在幕府的法律是禁止私下出國的，所以後來他倆得以能偕同其他三人成立留英五人團，偷偷出國，真是異數。這些人出國時，只有井上聞多稍會幾句英文，也只有這樣闖將似的勇氣十足，才能馬上闖出成績。
因為出國增長了見識，了解了實情，不到一年，伊藤與井上雖然還是「尊王」，但已經不再「攘夷」了，而且後來還成功說服其他的倒幕之士，由「攘夷」變成「師夷」。
才到倫敦幾個月，報紙陸續刊出日本下關沿岸的長州藩砲台數度向通過海峽的外國商船開砲的消息，他們兩人認為長州將因各國聯合艦隊而滅亡。他們決定馬上束裝回日本，向藩裡的大人介紹歐洲進步的文明，並且倡言「攘夷亡國論」。
一八六四年三月，他們回到橫濱。他們兩人先悄悄拜訪橫濱的英國領事，表示來意：他們會設法說服長州藩，使其放棄缺乏深思熟慮的攘夷主義，但是也希望英國不要出兵攻擊長州藩。
－這一年，伊藤二十三歲，井上二十八歲，大約相當於野草莓運動領導群學生的年齡。
司馬遼太郎的《幕末》對這一段歷史有一段很動人的描寫：
為了直接與英國公使見面，兩人被安排住進橫濱外國人專用飯店，以避開日本人的耳目。
為了避免飯店的日本人服務生起疑，兩人乾脆裝成啞巴，也不懂日本話。服務生也相信他們是葡萄牙人，因為他們始終沒有給小費。
兩人與英國公使終於見了面。
英國公使顯然惜才：「如果長州藩方面不能接受兩位勸告，仍然執意攘夷政策的話，你們的立場將變得很危險，到時候，我會安排兩位逃亡英國，尋求庇護。」
「逃亡？」
聞多和俊輔臉色一變，說道：
「我們是長州武士，如果這次回去不能說服藩廳裡的大人，我們也是站在長州軍前鋒，接受貴國砲彈的轟炸罷了。」
英國公使聞言，不禁為兩人的勇氣拍手讚嘆。
自三月到八月，他們兩人極力說服藩主和大臣放棄攘夷政策，但是不被採納。於是，八月五日，四國聯合艦隊砲轟下關。
司馬遼太郎在此又有一段精彩的描寫：
終於，在嚐到戰敗的滋味後，藩裡也傾向講和的態度。可是，這時聞多卻向藩廳發出怒吼：
「再繼續打下去呀！」
當初，不管聞多和俊輔兩人如何勸說，都一意主戰的藩廳，也不過才挨了百餘發砲彈，便急著求和，這像什麼話！？聞多在氣憤不過的情形下，準備切腹自殺。
幸虧高杉晉作（長州武士領袖）及時趕到予以制止。
形勢讓局勢產生微妙的變化，一向要「攘夷」的薩摩、長州兩藩各自和西方國家的艦隊交手過之後，都和英國和平示好，甚至從軍制、戰術到武器一併追隨西方。
於是，兩藩都已放棄攘夷，卻都不能明說，否則，將失去全國攘夷志士的支持。對薩、長兩藩來說，「攘夷」幾乎成了他們倒幕的一種手段而已。
倒幕戰爭倒是進行的很順利。鳥羽、伏見一戰，幕府大敗，德川慶喜匆匆由海路逃回江戶。第三天，明治天皇的朝廷竟然成立「外國事務總裁」，使得討幕志士大為疑惑，不是為了攘夷，大家才去動手倒幕嗎？那麼，這「外國事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又過了幾天，朝廷又發出一份布告：「一切與外國的交際，都須遵守世界公法，不得違反」。
這項布告一出，就連公卿大臣也為之一驚，本來大家相信「只要新政府一成立，就能立刻展開擊攘外夷的工作。」
由於伊藤博文等幾個留英學生的先見，以及現實的說服力，薩、長領導者使用了這一招瞞天過海的詭術。
有些堅持攘夷理想者，便在唾罵後辭官而去。有些人憤憤地說：「原來攘夷只不過是用以推翻德川的藉口，我們還有什麼臉見天下的有志之士呢？」雖然有許多人極力反對與外國建交，卻難敵時勢所迫。（電影「最後的武士」裡渡邊謙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等於是「最後的攘夷志士」，連武器都不願意用來自「外夷」者，雖然明知其火力強大）。
然而，路遙知馬力，三十年後，同樣在下關，日本一變而為勝利者，洗刷了三十年前之恥。明治維新所帶來的成績，於是讓全日本各界人士心服口服。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與薩、長的領導者終於向全日本與全世界證明，雖然他們違背了當初的攘夷初衷，但是歷史證明這樣才是正確的。伊藤博文不但沒有愧對他的老師吉田松陰，反而證明他才是老師的最出色弟子，不會膠柱鼓瑟於老師不合時宜的理念，如此方得以更成就老師的偉大。
謹以這段故事，獻給那些有智慧、有反省、有勇氣，敢於改變自己，說服別人，並證明自己的路線才是正確的台灣有志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