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上舞台」的必然失敗？

關於「藝術」也關於「戰爭」的矛盾

前言

故事一：

2001年春天，我在耶路撒冷當交換藝術家期間，有一回去也是藝術家的市長夫人家做客喝下午茶時，在座的文化局局長提到：那時有一個藝術家申請要做一個行動藝術計劃但讓他們很為難而終於作罷的事。

「在耶路撒冷街上用模擬爆炸的錄音在幾處施放，然後在同時以預先架好的機器拍攝這幾個地方人當時的反應作為作品。」我在初聽覺得有意思極了到後來聽他們兩人越談當時以色列情勢緊張越的語重心長時，就發現自己本來也想在當地做一個和「戰爭」有關展覽的想法也太過天真了。

故事二：

2003年春天，我在紐約MOMA／PSI當一年駐館藝術家的這段期間，因為正值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紐約因之前911事件而風聲鶴唳。

有一天電視、報紙大肆報導一個重要事件，「某一個重要地鐵站發現上頭寫著炸彈的牛皮紙袋而緊張地關閉該站，疏散民眾，封鎖街道，導致交通大亂，長達五個小時。

後來卻發現，那只是一個美術系大學生所做的一個交課堂作業的「作品」；我看到報上提到那天真的學生被捕時所說的話：

「我是無辜的，我也不知道會變成這樣。」

我一直在想這種「搬上舞台」的必然失敗。

關於「戰爭」也關於「藝術」。

如何毫不誇張地談及關於這兩者之間的真實的、尖銳的矛盾？

諸如：藝術為戰爭發言（無論鼓舞好戰或反戰）是否暗示著美學對於戰爭種種訊息往往於會流於刻板「壯烈」或「惡劣」的詮釋所必然無法抗拒的屈從？更深入地說，評斷把「戰爭」搬上「藝術」舞台的美學標準能否與意識形態的價值絕對分離（真的有那麼「純到無辜而天真」的美學嗎？）如果這種和戰爭有關的藝術目的是為了說服大眾（使其變好戰或反戰）那麼該如何達成這個「尖銳而必然無法無辜」的非美學目標？或是，僅僅認能達到何種程度的”智勇雙全”到「藝術只傳達戰爭而不參與戰爭」的牽強假設？

我一直在想這種從「不做」到「被捕」之間的「智勇雙全」的藝術的可能？

在離開台灣這個其實離「戰爭」離「恐怖分子」遠得很天真的島之後……

在耶路撒冷這種恐怖分子原鄉和紐約這種恐怖分子終極競技場的城市裡的我，是無法再天真下去了，因為想用「藝術」來將「戰爭」搬上舞台的可能，是如此尖銳且矛盾地困難著，越認真想就越覺得不可能「智勇雙全」而無辜地「做」下去。

但，經過了達達主義者、身體藝術家、發生藝術（happening）行動者、表演詩人、廢物藝術（Junk Art）、大地藝術（Earth Art）、行動藝術、裝置藝術……種種認真地訴求深涉「我們這時代在做什麼與該做什麼」這種思考的當代藝術之後，即使我不知有什麼解決這種「必然失敗」的方法，但仍可以想想以前有過的面對這種「搬上舞台」時完全不同而卻同樣矛盾的態度：

矛盾一：畢卡索與卡恩（Claude Cahun, 1894-1954）

在Jeanne Siegel《藝聞錄：六、七○年代藝術對話》一書中提到一九三七年畢卡索接受西班牙備戰狀態中的共和政府委託，為周年巴黎萬國博覽會西班牙館繪製的《格爾尼卡》，大概是公認現代主義藝術中關於控訴戰爭的最高成就。即使畢卡索當時已是最富有及馳名的在世藝術家，即使他避開清楚傳達前共產主義的訊息，而留住較寓言式的嘶嚎的駿馬與公牛與對女人暴力圖像的美學餘地，但……仍被當時諸多藝術評論家圍剿指責為該作品太自溺太含糊……意涵太模稜兩可。

而在Tom Clark《藝術與宣傳》一書中所提到被稱為「被遺忘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法國藝術家卡恩，卻在同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將她奇裝異服劇化變身的創作活動引進反納粹的活動，有一回她爬到澤西島教堂揮動一面旗子，上面寫著：「耶穌是偉大的，但希特勒更偉大——因為耶穌為了人們而死，人們卻因為希特勒而亡。」她因為這種行動藝術式的敢在一九四四年為納粹查獲及逮捕，近乎身亡。

在這兩種「被捕」中，我想到了以藝術將戰爭「搬上舞台」的必然沒有善終。

兩人同樣在一九三○年代左右面對同樣的將「戰爭」作為「美學」反省的創作的典型困難，他們的策略不同，方法不同，作品的敢也不同，但卻同樣必須冒著在美學上或在真實世界「被捕」的危險才能「做」得下去。（但卡恩顯然比畢卡索更勇敢，她選擇了「殉」藝術。）因為戰爭必然比藝術更大更殘酷更無法被打量或定義……即使兩人皆努力地以「藝術」來將「戰爭」搬上舞台，而且他們並沒有辦法忍受「藝術只傳達戰爭而不參與戰爭」的假設。但，真的走出藝術走入戰爭卻又如此無助而悲慘，所以他們下場的”殉”與” 被圍剿 ”只是更突顯以藝術來打量或定義戰爭的必然有限，而且也沒有不矛盾的出路……

矛盾二：愛國媒體或反戰藝術

在《藝術與宣傳》一書中，還提到更後來的一九六六年洛杉磯的和平塔，一九六七年的紐約六百名藝術家策畫反越戰的「憤怒藝術週」，一九六九年游擊藝術行動團體MOMA上演一齣名為《血浴》的行動劇來抗爭其美術館認同越戰的共謀，他們採取了較多種較沒有「政治正確性」考慮的介入方式，也採取了較沒有既定類型的多方美學形式的實驗與抗爭的可能（不像畢卡索只畫的或卡恩只”找死”地演的較簡單「壯烈」的態度，反而複雜地涉入大眾文化的各種領域並動員了更多媒體進行策略性的邊打邊跑還不在乎可能的失敗）……這些六○年代全世界各國各大城市雷同反戰運動延伸到「藝術」的縮影，顯得從容而且比三0年代不容易”被捕”得多……雖然這些運動從來很少就能使” 反戰 ”成功。

這些動用了前述的行動藝術、裝置藝術、發生藝術、身體藝術……種種可能將「反戰」搬上舞台的多方美學形式的實驗仍然是值得激賞的，因為他們找出了戰爭的不只簡單「壯烈」而更深究其社會文化歷史的關於人道關的複雜層面，並創造出各種以作品進行美學介入的可能。

相對於在當時更多徵兵海報設計、電台廣播、電視對遠方戰爭的假深度報導、好萊塢電影的刻板式地的「愛國」傾向，所有有「政治正確性」考慮的把「戰爭」搬上舞台的種種涉入的大眾媒體，這些沒有既定類型立場的多方美學形式的實驗與抗爭就顯得更可貴。

但這種可貴地面對戰爭真實的尖銳卻也必然會更涉入某種「後現代主義」式的矛盾（如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所提出的這些前而有人道關的美學與作品的理想仍然不免是一種鄉愁一種烏托邦式的殘餘焦慮，只能以一種困境來取代另一種困境，並無法改變這個時代的經濟体系與及其文化邏輯，甚至淪為被各種非美學体制的”有權有勢”所收編而不自覺），這或許是當年高達和法國《電影筆記》那群尖銳的導演將戰爭拍入電影的主因，甚至更後來與第三世界電影製作人所發展出來、更尖銳的影像美學也息息相關，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的電影美學都必然和他們的被殖民歷史及無法避免的對內對外的戰爭有著更底層的關係，甚至，以「攝影機就是一支來福槍」的態度來進行另一種反好萊塢的「武裝革命」的影像敘事美學……

他們將「搬上舞台」的矛盾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涉入更多更想影響大眾的媒體與美學的形式的冒險，使這多方藝術的實驗與抗爭可以真的參與戰爭而不只是傳達戰爭）的不迷信「壯烈」的勇敢與危險之中……

。

矛盾三：紀念碑與戰爭建築

一九八二年林纓設計的越戰紀念碑引發了關於自古「紀念碑」的種種很少被尖銳討論與面對的矛盾，由兩座黑色花崗岩牆構成125度互相接壤於地平面下，如從遠處眺望則幾乎看不見它，反對及批評此座紀念碑的人主要因它表達出明顯的負面情感並拒絕傳達任何愛國心，一如其座落的華盛頓廣場，其他的華盛頓紀念碑方尖石柱或林肯紀念堂的新古典式紀念館……那種對「國家」對「戰爭」較正面的壯烈的歌頌……

這座「反紀念碑」式的將戰爭「搬上舞台」的藝術型式，其實是將這種前述的尖銳「矛盾」像「傷口」一樣地勇敢揭露，對於國家至上的認同方式也對於「台座上的某樣東西」自古至今傳統紀念性的美學涵意，而導入一種更富多樣化及具爭論性之詮釋的道路。

這種承認並揭露傷口的以及建築將戰爭「搬上舞台」的方式在LEBBEUS WOODS參與的「哈瓦那計劃」（THE HAVANA PROJECT）和「建築的終結？」（THE END OF ARCHITECTURE?）此兩書中的所提出的較「解構主義」式的態度是雷同的。他宣稱「建築即是戰爭，而戰爭也是建築」，並主張在參與戰火洗禮後滿面瘡痍的都市重建時，並旳非完全拆除受損建物而重新蓋起房子展開全新規劃一如一、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重建模式，而是留下被轟炸攻擊後半毀的型式來進行空間的重構發想，從而「突顯」戰爭的傷口，而非「抹消」建築的痛苦記憶而完全重來……這種強調矛盾的尖銳的類解構主義「建築傷口美學」態度，事實上也是此回DANIEL LIB-SKIND贏得紐約世貿雙星大樓重建案的雷同原因。他以被炸毀剎那的時間的光影重建來紀念悲悼，並以炸裂的扭曲型體（而非原來工整造型）來重新定義這個不能忘懷的由新戰爭的陰影中的傷口所形成明顯的負面情感並拒絕傳達任何愛國心的摩天樓美學。對於百年來「摩天樓美學」傳統強調、莊嚴的穩定的、紀念性的美學涵意導入一種如「反紀念碑」式的將戰爭「搬上舞台」的更富多樣化及具爭論性之詮釋的道路。

在Mary Kaldor《新戰爭》一書中提及身處一九九○年以後、更多全球化衝擊後的「新戰爭」的陰影中，相對於古典戰爭的表象，新戰爭軍事事務出現了不只是科技意義下的革命，而是戰爭下的社會關係的革命。

使得許多人諸如各國記者、傭兵部隊、軍事顧問、非政府組織、國際紅十字會、人權觀察組織、歐洲聯盟、聯合國兒童組織……（甚至是我，竟然以「交換藝術家」的天真身份）進入了「戰爭」的尖銳的困難之中……這是使多方藝術的”新”美學實驗與抗爭可以真的以不同方式「參與戰爭而不只是傳達戰爭」發生。

想用「藝術」來將「戰爭」搬上舞台的美學因此變得比較有可能不僅在「不做」到「被捕」之間困難著，而可以不迷信「壯烈」的勇敢來創造出各種以作品進行美學介入的可能，並面對雖必然也仍然如此尖銳的矛盾但卻可以邁向詮釋更富多樣化及具爭論性之「藝術」參與「戰爭」的道路。

我的故事仍然太過天真，相對於這些上述的冒著必然失敗而仍然將戰爭「搬上舞台」的藝術家的不迷信「壯烈」的勇敢來創造出各種以作品進行美學介入可能的危險與困難……

故事三：

二○○一年春天，我在耶路撒冷被帶去看一個要冒著生命危險才看得到的「作品」：當地文化局藝術總監要求當地的藝術家在一條街上的掩體畫壁畫，蓋掉上頭充滿仇恨的口號塗鴨，降低牆兩側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彼此仇恨，

他們因仇恨而導致現在有流彈會從掩體另一邊的阿拉伯村子射過來這條路上的行人，包括我這種只是經過的無辜民眾……壁畫其實只是畫那掩體遮蔽的對面村莊的風景，但畫家必須冒著生命危險畫，還有藝術家來攝影整個漫長的計劃過程，參與這整個「作品」的不迷信「壯烈」的勇敢，並創造出各種以作品在戰爭現場進行美學介入的可能，即使總必然是危險與困難的……

但完成後居民真的不再繼續在上頭塗鴨了，那些被畫的風景顯得很平靜也很美，帶我來的正是那來拍照的市長夫人與文化局長。他們「搬上舞台」的不是「戰爭」而是他們真實「生活」的尖銳與矛盾

「在耶路撒冷，好的藝術都不免都和戰爭有關……」他們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