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好友陳柔縉幫張超英先生寫的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時報文化出版）。這書前後寫了十二年，我想張先生一定非常非常感謝柔縉，不只因為柔縉的史料考據與不凡文采，更因為柔縉用這本書為他的一生標示意義，甚至可以說，為他家族三代百年的委屈鬱結，做了一個正式的「平反」。

  宮前町九十番地是張超英老家的地址，位在目前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台泥大樓正對面。這棟房子是張超英祖父、煤礦業鉅子張聰明興建的兩層洋樓，張超英的父親、日據時代曾到「祖國」中國熱情鼓吹「台灣民族解放」革命的張月澄，曾以象徵性的一元日幣，將它租給「中華民國駐台領事館」。不料「光復」後，張月澄險些因政治喪命，張聰明也不得不變賣財產，避禍香港，最後張家在時代鉅變、人事倥傯中，漸趨沒落。

  張超英在一九五八年進行政院新聞局擔任科員，總共當了三十一年公務員，退休時的職銜是「駐日代表處顧問兼新聞組組長」。以世俗眼光來看，從科員到組長，這「事業成就」並不怎麼風光，然而，熟悉近二十年來台日關係往來的人士，都不能忽略張超英的關鍵性角色。本書主要內容就是張超英在對日關係工作上的回憶錄。

  書中指出他與多位政治人物互動的幕後故事，如宋楚瑜、馬樹禮、李登輝，還有彭明敏、施明德、許信良-----等早年所謂的「黨外人士」、「台獨份子」，並直陳他個人對這些人的觀察與感受。姑且不論張超英的見地是否夠高夠廣，我讀來真覺得台灣這半世紀以來為民主所犧牲的血汗，應該還是有收穫的。因為，至少張超英今天能大聲說出他想說的話，而那是他的父親和祖父所不能想像的。

  柔縉在書跋中寫道，有人說張超英不過是個「小人物」，這種說法讓她突然感到刺痛：「幾十年來，我們的眼裡只有位子高的大的政治人物，我們受惑於位子，誤以為位子高的，才是功勞大的，他們說的話才值一聽，歷史是他們創造的，他們的身影才值得留在歷史。那一刻，我恍悟自己錯亂了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所以柔縉很有耐性地以高明的說故事手法，讓讀者了解近年許多漂亮的「台日關係突破戰」背後，張超英是如何地穿針引線、運籌帷幄。我深知柔縉也是要藉著書寫張超英傳記，來為大時代裡無數認真本分的「小人物」重新定義、平反。

  關於張超英在工作上所遭逢的、來自國人或外人的屈辱與挫折，我讀來其實心下並無波瀾，因為官僚文化與時局形勢總比人強，但是又何奈？然而，讀到他大大小小的「勝利成功」，諸如終於讓台灣這個官見到日本哪個長、讓日本媒體派人到台灣採訪---，我卻為台灣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歷史命運感到悲哀莫名。

  張超英強調他所做的一切不為求官，也不為「押寶」捧誰，他心心念念只為故鄉台灣，希望台灣能找到出路，人民能抬頭挺胸過好日子。但是，因為他行事總是「破格」思考，熱情衝勁也超乎尋常，因此很難令人理解，李登輝就曾私下打聽：「張超英這個人有什麼企圖？」我不知道他是否為此備感寂寞鬱悶，但日本讀賣新聞社記者戶張東夫曾說，日台關係史上應特別寫一章「張超英時代」，這句話張超英牢牢紀念著，或許他出版這本傳記的動力之一，也是來自這句話。我想，他是真的在乎。若不在乎，這本書也不必寫了。

  就因為一個在乎，古往今來，多少人在混沌的大社會裡獨自清醒地做著屬於自己的小小遊俠夢？雖然匍匐掙扎、歷盡滄桑，但自己卻在內心深處頂天立地。張超英那個天真地「愛祖國」搞革命的父親，何嘗不也是？從書中看來，張超英對逝去的遊俠夢倒也無怨無悔，至於他那晚年精神寥落、離群索居，什麼話都不想再說的父親，並沒人知道他是否對輕狂年少悔恨無邊？

  時代風浪淘盡多少英雄人物？一個在乎乾枯多少青春血淚？這本書在為張超英的苦心孤詣輕唱低吟的同時，似乎也在鼓吹號召著天涯海角的遊俠們，起來吧！起來吧！快隨著你的遊俠夢，前進再前進吧！

  我必須承認，一直以來，其實我也是個做著遊俠夢的人。然而，現在的我，不知為什麼，卻豎耳傾聽到，那鼓音背後盡是寂涼的簫聲──夢是燃燒在乎的火把，在乎是燃燒生命的柴薪。做夢應該為眾人，也是為了讓一切在乎終成灰燼；若只是為了在乎一個「我」而入夢，就怕夢醒後，誰也無法為被「我」荒唐一生的生命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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