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日下午，參加總編輯交接典禮。進報社以來，我參加過幾次總編輯交接典禮，但從沒這回心情那麼複雜。
會議室裡，所有主管圍坐成三層大橢圓。為等候遲到的幾位，典禮延了將近十分鐘。那十分鐘沉悶無聊，夠我把每張臉掃讀一遍、再一遍。
我能為那些面孔準確對上名字的，頂多一半（只怪我平日不愛串門又不擅記名），不過，每張都是我熟悉的。有的滿頭青絲已變華髮，有的眼尾嘴角添了皺紋。其中絕大多數是男士，多年來，在這場子裡，我還一直是最小、或接近最小的「小老妹」。轉眼間，小老妹與眾「師兄師姐」已攜手渡過報社歷來驚滔駭浪，如今共聚一堂，彼此相對無言，靜靜地讀著寫在別人臉上的──自己的滄桑。
主席那一排，看來更是嚴肅，一個個面色凝重。上一次是這樣嗎？上上一次、上上上一次也是這樣嗎？老實說，我記不清了。或許應該說，過去我從沒認真參加過總編輯交接典禮，根本是心不在焉；也可能是，這次真的和過去每一次都不一樣。
這一次，報社內外皆緊要關頭，此去步步是深淵、是薄冰。
這一次，新總編輯並非社內主管升任，而是離開多年的資深時報人重新歸隊。
當年，他是時報招牌之一；離開這些年，也還一直在媒體界奮鬥著，儼然已成為一個典範。他怎麼面對這個選擇？如何做這個決定？而今歸來，是否近鄉情怯？四下諸多眼睛底下的，是期盼、祝福，還是觀望、疑惑-----？
恍惚間，這典禮像是戲，而幕後的曲折起伏，想來更甚於戲。
如果當時知道，那是漫漫報社生涯的開端------
二十年媒體工作於我，可不也像遊戲一場？大四那年，我已準備浪跡天涯留學去，突然竟有人找我一起去辦雜誌，還付我高薪。一念貪玩，我開始工作了，同時任性租下在陽明山腳河堤邊看上的一間房子，月租八千五（當時一般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在一萬元上下）。哪知才差不多半年，老闆財務就出狀況，發不出薪水。一個月空等過一個月，最慘那個月，交房租當天，存款只剩三千塊。
那天，坐我對面的小說家郭箏，一本「睥睨全世界、莫測高深」的「痞子」狀，從牛仔褲後口袋掏出一只信封，往我桌上一扔，嘴角撂下「拿去」二字，便顧自下班走人。我莫名其妙打開一看，正是房租數目。
為此，我感念郭箏至今。繳了房租後，我開始到處幫報章雜誌寫稿，但收入不穩，不得不再找一份正式工作。
就從雜誌找起。該找哪家呢？當然是「不會兩三下就倒店的」。當時最賺錢的就是時報周刊，那就從時報周刊開始！我把時報周刊版權頁翻開一瞧，有個名字「簡志信」打得最大、排得最高，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寫一封毛遂自薦信，外帶文章兩篇，就這麼寄給「簡志信」。信寄出後第三天晚上（當時報周刊上班時間比照報社編輯部），「簡志信」來電叫我去上班。
如果當時知道，那是漫漫報社生涯的開端，那夜在大理街上（報社在萬華大理街），我的腳步一定會躊躇不前吧？我還天真地打算，混混花花社會、見見世面，賺點錢再維持我所喜歡的堤岸公寓生活一段時間就好，渾然不知已一步步闖進老天爺的「魔鬼戰鬥營」，一直到今天，想「畢業」還沒那麼簡單呢！
如果不是這樣一群傻子兼瘋子------
我其實很喜歡、也頗投入報社一路以來的每個職務，但真不懂為什麼，每隔四五年，內心就湧現一股「放下、離開」的強烈衝動。說來慚愧，我們余紀忠先創辦中國時報那年是四十一歲，而我不到四十就常妄想「退出江湖」，余先生生前便不只一次訓誡我：「年輕人要負起國家社會的責任，豈可一天到晚只想學做什麼神仙？」唉！難怪人家可以成為一代報人大丈夫，而我畢竟只是「脫線散仙」小老妹！
「快走、快走！不能再虛度光陰了！」我老這樣催促自己。我也懷疑根本不愛讀報上網看電視、終年「閉關自守」也無所謂的自己，會不會徹頭徹尾入錯了行？
然而，更不懂的是，每次「離騷」發作，也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局勢、情況剛好出現，讓我不得不繼續乖乖留在報社。好像一個老想伺機逃學的傢伙，卻總在翻牆那一刻被逮個正著。
報社工作──尤其是中國時報編輯部工作，真不能跟「一般正常」工作相提並論。姑且不談什麼媒體公器、什麼為民喉舌，光是我們那幫報社同事，我看從來就不是「一般正常」人類。每次我又想「溜」的風聲走漏，就會有同事自四面八方團團圍住，有的曉以春秋大義，有的強調忍辱負重、共體時艱，完全不是精算投資報酬、個人生涯規劃那一套。甚至，還有位同事寫來文情並茂的長信，自稱是那月下追韓信的蕭何。
天哪！他們不認為自己在「上班」？他們相信「替天行道」、「救國救民」捨時報人其誰嗎？真不知該怎麼說這群傻子兼瘋子！
然而，正因為有這樣一群傻子兼瘋子，五十五年來，中國時報才一直是
中國時報吧！如果沒有這樣一群傻子兼瘋子，中國時報還有什麼能讓我
依依不捨呢？
交接典禮在老闆鄭重宣示，中國時報理想「一以貫之」的慷慨熱烈中，
揭開序幕。兩位總編輯各有一番動人的真誠告白，才華與風格、情義
與擔當，默默相照，氣氛有點易水蕭蕭之悲壯。會中有人談到兩位總
編輯的星座正好都是處女座，引起哄堂大笑，堪稱唯一輕鬆輕快的小
插曲。
散會後，我這處女座小兵，心中也有了新的決定要對自己佈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