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上第一家麵包店是哪一家？第一台冰箱長什麼樣子？第一個參加旅行團的女人是誰？第一波西式婚禮是怎麼舉辦的？---------

  近年研究台灣史、書寫老台灣的專家學者很多，相信腦袋曾被以上這類「芝麻小問」突襲過的，一定大有人在，但我看很少人會像柔縉這樣，居然為這些「芝麻小問」天天跑圖書館，啃光學術論著還嫌不夠，更把發黃的舊報紙雜誌、名人傳記、喜訊訃聞、電話簿、相片、廣告、菜單-----都搜刮出來細品慢嚼一番，甚至效法青天神探的辦案精神，到處追蹤相關耆老下落。

  而在消化史料又聆聽故事後，她則振臂提筆，為往日風華一一「重建現場」，好像被一股莫名的使命感「附身」，非要現代人回頭看清一段來時路不可。

  又「老」又「大」的歷史顯然「不夠看」，而且，還可能看走眼。

  在自古繞著「政經大事」與官宦貴族打轉的「正統歷史」中，這類「芝麻小問」的「重量」等同雞毛蒜皮。如果歷史研究的目的只是為了給過去下個題目、貼張標籤，好像歲末除舊佈新時，找口箱子打包挑揀過的舊物，那麼，這樣倒是乾脆省事；但如果想藉歷史追溯我們的身世、性格，了解今天的處境，並為明天拿個好主意，這種又「老」又「大」的歷史顯然「不夠看」，而且，還可能看走眼。

  老大歷史是當政者說了算的歷史，一八九五年~一九四五年日本統治台灣，台灣人必須「效忠天皇」、學習「大和史觀」；而後，國民政府來台，台灣那半世紀旋即被定位為黑暗的殖民時代，光是二等公民的屈辱和抗日組織的奮鬥兩章，就塞爆整個日治時代台灣史。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曾不得不以日語為「國語」、到現在還幽幽緬懷著日治時光、甚至慨歎「昨是今非」的老人家，就顯得十分荒誕詭異了。

  曾在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的部落格裡（2005-08-19/夏日讀陳柔縉、陳芳明新作），讀到有位讀者「民國史」提及：「常聽父母親輩份的人初見面先問對方：昭和幾年生的？如果答，大正三年，對方就會尊以兄姐稱呼，若是同樣昭和年代出生者，還要比對昭和幾年以別長幼之序。-----願意了解甚至融入那個情境，當無族群對立的可能-----不管是昭和史或大正史的台人，實際上因中國史的入台，早就失去了對青春史依戀的權利，一頂兇惡的媚日帽子便迎頭砸上來-----」。

  這段留言直接道出一代人的尷尬與鬱悶。然而「了解甚至融入那個情境」，有時並不是「願不願」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不能是因為，歷史課本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材料來幫助我們了解，也沒有營造相當的感動來幫助我們融入。

  從這角度來看，我認為柔縉的「台灣西方文明」系列著作，正好在歷史的裂口上搭了一座可愛的橋樑，讓我們進一步貼近巨變時代裡奮力求存的芸芸眾生，聽到那既是疑惑、驚恐，又充滿了好奇與勇氣的心跳。

  每個人、每件事、每句話、每樣物品，都負載著歷史的機密與文化的「DNA」。

  柔縉這本史書的主角是婚紗、喜宴、麵包、籃球、腳踏車、動物園-----，至於那一個個帶著各自的喜怒哀樂、在主角身邊串場跑龍套的男女老幼，則是百年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老病死的人物，從名門大戶到販夫走卒都有，也不管什麼「日本仔」、「阿陡仔」、「阿山仔」、「番仔」，統統同台共演悲歡離合。

  這叫人目瞪口呆的「台灣西方文明」系列著作，是用稀有的狂熱和美妙的文采建築而成的，在我看來，堪稱當今一絕。柔縉無疑是說故事高手，而那些故事也真的有意思！例如：

  台南有個姓郭的在小吃店和人打群架，最後鬧進派出所，還上了報，原因竟是為了「搶吹電扇」。當時全台只有一千六百座電扇，其中一千五百二十四座在台北，難怪稀罕到「頭破血流」。

  台北有個廖坎娶了陳阿娟，他們除去舊俗，由樂隊前導、共乘自動車（汽車），可能是台灣最早坐轎車的新人，在當時被譽為「文明結婚」。

  下崁庄有個王臭頭登報說他在市場「拾得洋傘一把」，八甲庄有個大塚辰平去報警，說他在火車上掉了一把傘。可見當時洋傘有多珍貴！

  一九一○年四月五日，台北官廳在今天西門町紅樓劇場創設公共冰箱，只要花八錢就可冰三點七五公斤的東西，還有專人取送服務。

  一九二九年元旦，蔣渭水到台北宮前町拜訪張秀哲，密謀抗日大計，寫下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頁。那天蔣渭水搭了一部黃色出租汽車到張家；換句話說，把蔣渭水送抵歷史舞台的，是當年全台北大約兩三百部計程車中的一部。

  記得小時候我阿嬤家有隻狗叫「meli」，長大後我知道那應該是「Mary」的意思，但我一直想不透，像我阿公阿嬤那樣的農村鄉下人，怎會為狗取「瑪麗」這種時髦洋名？而後阿公阿嬤等等老家長輩相繼「回去作仙」，此謎更是查無可考，如今讀了柔縉的書，我才知道早在日治時期，台灣人家就盛行為狗取洋名，是崇洋西化的結果，像「エス」（音同S）就是當時狗狗的「菜市仔名」之一。或許，除了我們家「meli」外，還有很多莉莉、湯姆、查理，也曾以他們的日語片假名，從台灣頭響亮到台灣尾。

  還有，台語稱麵包為「pan」，吐司為「shou pan」，長年來我一直以為那是「便宜麵包」的意思（台語「便宜」叫作shou），也是讀了柔縉的書才知道，日治時代的麵包「パン」（讀作pan）大致分「食パン」（shou pan）和「菓子パン」（kasi pan）、或稱「餡パン」（an pan）兩大類，後者指的是有包餡的麵包，前者指的就是吐司。

  原來如此，多有趣！但細想卻又不禁一陣凜然。這世上每個人、每件事、每句話、每樣物品，可不都負載著歷史的機密與文化的「DNA」，在漫漫時空裡相互傳承、變化，生生不息？

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歷史落頁，讓我們學習諒解與寬容，也提醒我們用心珍惜。

  柔縉將歷史舞台忽而搬到百姓人家，忽而置入充滿各種買賣營生的市井商街，讓我們恍然若有所悟：也許，戲從沒真正落幕過，所有情節早已悄悄融入日常，到今天還活脫脫地連續上演中。彷彿生活裡隨處轉個身、伸手輕拉，幕一開啟，就是一齣曲折坎坷的歷史魔幻劇。

  柔縉指出，台語至今仍把「消防隊」叫「消防組」，正是日治遺跡，但如今官學兩界都不願回顧上個世紀初的台灣消防歷史，於是大家便輕易遺忘了，當年穿著緊身花褲和草鞋的消防員們，也曾不分台日、前仆後繼地勇赴火場；又感慨，戰後歷經戒嚴，台灣青年多與海洋隔閡、不諳水性，完全不像出身環海國家，然而在日治時期，海水浴場卻是一般學校平常「戶外教學」的大自然教室。一九二八年基隆第一第二公學校舉辦海泳考試，讓四十位學童從社寮游三千米到燈塔，結果合格者竟多達二十九名。回顧這種成績，再看今日種種畫大餅式的「海洋台灣」政策，真叫人「無語問蒼天」！

  感謝柔縉不惜十餘年青春心力，為大家還原一片片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歷史落頁，讓我們從中學習諒解與寬容，也提醒我們要用心珍惜屬於台灣自己的、獨特的歷史文化資產。

  近日在柔縉的字裡行間徘徊時，我總覺得好像偷窺到她一個人深深埋首故紙堆，時而皺眉搔頭，時而唏噓扼腕、或拍案大笑的模樣；她這下把滿坑滿谷原已入土同塵的人事物，都給鬧醒了！那一大票「冰菓室」（冰店）小姐、「玉突場」（撞球間）小弟，和「洗濯屋」（洗衣店）裡的「ササラ」（sasala）竹刷子、卡其布「文官服」、手搖脫水滾筒------，都趕來瞪大眼睛圍住她，正七嘴八舌熱烈地議論著這號奇怪的女子------。

畢竟，若「天不生柔縉」，他們將是多麼地寂寞！

註：本文為陳柔縉新書《囍事台灣》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