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再別康橋，詩：徐志摩）
電視和廣播這兩大傳播媒體，是大眾休閒文化的「櫥窗」。而電視媒體裡的音樂錄影帶、綜藝節目、廣告歌曲和連續劇的主題曲、插曲，以及廣播媒體的歌唱頻道中，國語流行歌曲都是節目中的主要素材；透過媒體廣大傳播網路的強力傳輸，國語流行歌曲得以輕鬆蕩漾在大街小巷，甚至侵入床頭、耳畔等極私密的空間，成為大眾生活中可缺乏的一部分，與大眾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一支。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一切神怪的東西都是輕輕地走的。」拿來衡估流行歌曲似乎相當貼切，也正適合一般知識菁英對流行歌曲「庸俗化」的譏評及不屑。但是，從積極面來看，所謂「輕輕地走」和「庸俗化」，同時也顯映了流行歌曲對一般普羅大眾的親和力，是藝術歌曲、古典音樂（尤其對缺乏西方音樂背景的台灣民眾而言）難以較勁的。
流行歌曲在娛樂工業、商業機制和傳播媒體的「搧火」動作下，擁有了廣大的群眾基礎，這份流行的渲染力量，雖然有一部分是受商業體制的操控，創造或誘引了聽眾的購買慾，另一方面卻在在證明它的魅力，吸引了這塊土地上的廣大群眾，代表著某種集體需要。那麼流行歌曲的大量傳播，就可以顯出大眾文化的許多徵象，窺出社會群眾的心態趨向，並且暴露生活於此地的人與環境的問題。
工商資訊社會中，隨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流通更加快速便捷，音樂訊息與成品的獲得十分容易，也由於文化工業產品的大量生產、大量傾銷下，廉價的國語流行歌曲專輯，得到大眾青睞，和國語流行歌曲舒軟、輕快、宣洩、刺激的取樂、消遣等特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而不必像古典戲曲或藝術歌曲，欣賞者要有一定的接觸管道和學習過程才得以入門，使流行歌曲憑悅耳、易懂的詞曲，就能收攬多數人心和荷包裡的鈔票。
流行歌曲大行其道，標明一種民主性格：符合一般人的消費水平、接受能力和「我喜歡才買」的個人抉擇。但流行歌曲的平民化及民主性格，並不意味著要降低到大多數人的文化水準，去滿足人們對歌曲的一般要求，反而應該面向更為廣闊的社會階層。文化社會學家阿諾德．豪澤爾說：「藝術普及不是說受眾都應降低到傻瓜的層次。」台灣電視節目面對收視率的壓力，卻又飽受知識、傳播界的詬病，正是由於無法解開這種「傻瓜受眾」的情結。
歌唱綜藝節目的「作秀」心態，及買唱片、唱片宣傳的偶像崇拜，使歌曲和歌手產生嚴重的異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在一些謂的「偶像歌星」上，見到這種現象；歌迷、媒體、歌星本身都對歌星的形象設計特感興趣，甚至以挖掘大牌歌星的隱私和戀情為頭條新聞而沾沾自喜，有關「歌唱」這檔事似乎完全被遺忘了。
大眾傳媒是幫兇！唱片公司的宣傳費大半以上花在傳媒身上，廣告、記者會、音樂錄影帶等等開銷，落入傳媒。傳媒固然可以是流行音樂的宣傳機器，卻由商業利益的競逐，肯灑錢打歌的公司，主打歌或通告周遊各頻道，宣傳預算少的就成了沙漠裡的仙人掌。所謂主流與獨立唱片的區隔，往往只在於預算的多寡罷了。
因此，所謂的歌紅不紅、歌手知名度高不高，幾乎取抉於唱片公司砸錢的多寡。當然，能靠歌藝、歌曲、製作等音樂成分而流傳於世的音樂專輯，也不是沒有，尤其目前流行樂迷的自覺度較高於從前，仍有些片子能異軍突起，比如陶吉吉第一張同名專輯和梁靜茹的《勇氣》等，是相當罕見的特例，大部分還是要仰賴資金決勝負。傳媒也是看錢來決定要不要介紹、播歌及上通告，傳媒名義上是櫃窗，但哪些人能站上去，得看錢的份量，砸不起錢的連邊都沒。
我不是說歌壇的「一哥一姐」毫無才藝可言，而是沒有巨額打造的金縷鞋，他們平步青雲的可能性，至少降低百分之六十。所謂的主流或歌壇，是由金錢堆砌的。也就難怪資金不如華納、新力、環球、BMG和EMI五大跨國唱片公司的本土公司，無法與之匹敵，紛紛關門大吉或另闢蹊徑。形成壟斷，而傳媒協力鋪造。
絕對商品的製作趨向，使流行歌曲創作陷入最大危機。唱片業者一切向錢看齊，創作者一味向市場需求妥協，歌手一心只想快紅；於是，某類型大賺特紅後，同類型等等就紛紛出籠，如同賭桌上下注一樣，抽對寶便大撈一票。
流行唱片是「製夢工業」，歌星們在朵朵夢雲上騰翔飛躍，雙腳遺忘了土地，隻手枯乾了汗水。他們遠離群眾、現實，遠離了社會動盪，日日唱情談愛，情緒的、夢囈的情歌，波濤洶湧地淹沒耳域。然而，政爭激烈、社會意識高漲，整個大氣候日益趨向民主的當頭，還能坐視以年輕世代為消費主流的唱片工業，將他們培塑成隻知躲在雲層裡造夢、不關心社會脈動、對個體生命缺乏自覺及自主的族群，使台灣政經社會與大眾文化間裂出了嚴重的斷層。
羅大佑在《之乎者也》的前言裡寫著：「請開啟你通往心靈的耳朵─至少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李宗盛在《忙與盲》的附語中說：「我們想要一張『比較具體，比較真實』的唱片。」另外也在《生命中的精靈》裡表明：「我必須忠實地記錄過去一年來的生活經驗、感情經驗……。」因而，是否誠懇、真實地表達對生活的體驗，可以用來讓我們檢驗一張唱片是否「不痛不癢」的標準，但目前達到這個標準的歌曲創作者、演唱者，實在不多，大部分歌星更關心的是「會不會紅」、「唱片賺不賺錢」。
國語流行歌曲情歌題材的氾濫，一部分是由於娛樂產業的僵化與歌曲生產者生命經歷的貧乏；另一方面是因為大眾藝術愛造幻景，逃避現實的特質。複雜的社會現實，在「情歌的世界」中被踢開了，這裡只有單純的兩性關係，和「愛與不愛」的惱人愁緒。事實上，現實生活中還有更多問題和危機，亟待人們重視、挖掘和勇敢面對、努力解決；然而在「情歌世界」中迷醉的人，一旦碰觸到真實生活，無力、退縮和冷漠則是他們慣有的反應。
這也就難怪柏拉圖會認為藝術只能麻醉感官、削弱意志，這一議論連帶點中了大眾藝術的要害，《藝術社會學》作者阿諾德說：「通俗藝術的目的是安撫，是使人們從痛苦之中解脫出來而獲得自我滿足，而不是催人奮進，使人開展批評和自我檢討。」從流行歌曲一向缺欠反省的意識、抗議的吶喊，即可見一斑；雖然有羅大佑、黑名單、林強、交工、濁水溪公社、飛魚雲豹等等，但那只不過是「奇葩」、「異數」，至今毫無蔚為風潮的跡象。
在戒嚴時期文化審檢制度的干預下，使吐露真實生活心聲和政治感受的歌曲，統統陷入真空。長久下來，「政治是沾不得的」成為詞曲作者的僵固意識，即使目前已經解嚴了，有許多詞曲創仍握著「戒嚴尺」寫歌。我並不是主張優秀的創作就該碰觸政治議題，反正今天的傳媒已夠批判、夠泛政治了，何勞流行音樂吹喇叭！而是能不能打開視野，讓創作題材與關心的層次更豐富多采一些？
只能歌頌光明健康，不能挖掘陰暗面，何來開闊、多元的歌曲創作？不談美國六○年代反戰、呼自由的搖滾歌手，經濟比我們落後的南非，都有「非洲媽媽」黑人歌手馬卡貝，被官方關廿七年，五十八歲了，仍堅持以抗議歌曲對抗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小島千里達也有那設刺政治爛汙、反映民間心聲的「加力索」（Galypso）歌者。現前台灣政經社會文化的「災難」、畸象，還會少於戒嚴和白色恐怖時期嗎？
我承認，音樂欣賞、演唱或創作可以不必侷限於意識型態、思想或「使命」。午後，大廈走廊一群放了學的小學生節拍參差卻興致勃勃地高聲唱著，經過我身旁時「愛」字歌聲朗唱得特別腫大，彷彿是迷你的示威群隊，招搖過街向冷漠的成人做無意識的抗議。
似乎完全不懂得歌曲被假借而來的政治意識，就像我六○年代的童年，在酷夏涼雨的傍晚，和兒伴倫摘鄰厝人家樹上的石榴，躲進防空洞，啃著青澀果肉大唱「雨夜花」那樣快樂，怎麼會知道歌裡有多深的悲悽和什麼「抗日情懷」。
對兒童而言，歌曲輕快、悅耳的旋律和節奏才是他們最容易感覺的，縱使大人們多麼處心積慮用所謂「好歌」或「健康歌曲」來教化他們，常常是白費心機的；取自舒作特曲的兒歌「春神來了」，唱過我們許多少年歲月，卻不見有多少人成長後真喜歡上舒伯特的音樂。
這是弔詭也極清晰！海峽兩岸的政權，五十多年來不約而同的，想藉歌曲流行的渲染力量，灌輸人們政治教條，企圖做意識形態的整合統一。但天真的人們一唱出來，老常造成無意的反諷趣味！學校教唱「蔣公紀念歌」（秦孝儀本），一位歌仔戲班世家的同學，下課後用歌仔戲調改唱，教全班人都哄笑一堂。而大陸「六四」屠城事件時，學運、民運和工運分子面對中共武裝鎮壓時，大唱「國際歌」的悲壯高亢，不也正是對中共的一大諷刺嗎？
心靈比我們想像的還自由，如果你選擇的是自由。
台灣退出聯合國組織不久，當局為振奮民心策動不少作曲人寫「愛國歌曲」，但人們在困頓的環境裡，並不會因為多唱幾次「誰都不能欺侮他」，就開始積極樂觀起來，反而更暴露這些歌曲的虛假味道，兩三月這些歌就煙消雲散，像死了一少有人再想起這些歌。倒是鳳飛飛的「一道彩虹」隨電視的傳播，唱遍男女老少。尋常百姓的需求是輕鬆、愉悅，鳳飛飛鄰家女的樸素自在形象，歌聲的質樸率性，可以輕易按摩整日繃緊的神經，「國家興亡」重責大任的歌兒，想必連總統也不是天天掛在嘴邊唱的。
羅大佑反映社會現實的歌曲，衝破當時不少的禁忌網羅，帶給不少知識分子對歌曲文化的期望，宣洩了當時苦悶青年積鬱已久的心聲；可是羅大佑還是羅大佑，唱「抓泥鰍」，即使小朋友們也愛唱他的「飄來飄去」，卻一點也無關「抗議」，只不過如童謠一樣新鮮、好玩。即使八九年六月初，大陸天安門廣場前，中國同胞流了很多血，死了很多人，對岸台灣一時大唱「歷史的傷口」，情緒地掉些淚水，唱過也就唱過了，不到兩個月，歌也變成人們不再翻看的史冊，任它蟲蛀發黃，埋沒有滔滔歌流裡。「逍遙遊」風靡兩岸倒是千真萬確的。
說到這裡，我倒不那麼討厭「靡靡之音」了！總不能每首歌都是正義的化身、熱愛生命或壯懷激烈。「靡靡之音」也反映了現實，這讓我前頭的立論為之一震（五級）！「靡靡之音」造夢，因為現實是如何讓人絕望，而夢適宜逃避、安慰及麻木！
渴求輕鬆自由、無憂無慮的年代，一點點傷愁也只跟「情愛」有關，當然，並不是說這一代年輕朋友不關心社會、不關心國家大事，他們也關心的，可是要怎麼關心呢？體制一向教他們唱唱「愛到最高點」就夠了，上街頭就不必了，那是「暴民」哩！於是，政治永遠是做官、記者和民意代表的事，老百姓是插手不得的。誰也不想去自尋煩惱，唱首阿嶽的「狗男女」吧，大家別緊張，輕鬆一下，最後是「世界大同」。
《抓狂歌》的出現是流行歌壇的異數，之後有《菊花夜行軍》，可能是未來社會寫實歌曲的新典型，幽默的、批判的，略帶點懷舊情調的新台灣歌類型，極可能是種子，不過也極易在商品消費性格全然滲透進歌曲創作的骨髓後，成為一堆「考古」石頭，任由後來的「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們去憑弔，而且保證比八○年的羅大佑迷的人數差之甚遠。
未來的年代，人們不再重視歌曲的社會責任，意義層面薄得像「那個」一片，隨時可丟到垃圾筒裡。政治是大人的事，讀書是考試的事，賺錢是老爹老媽的事；愛情、遊戲成為他們唯一的「事業」；男的要找「悲傷的茱麗葉」，女的好玩「愛情遊戲」，然後一起合唱「愛情不是全部」。
現在歌曲審檢制沒了，「商業目的」、銷售數字成了另一種同樣殘酷的「金箍咒」。尤其唱片製成的過程當中，由企宣主導、老闆意見為聖旨，賣錢成為歌曲最重要的「使命」。成為大紅特紅的夢，成為巨星的夢，充斥著你我的耳域中，歌聲中也飄盪著魅惑人心的夢。不斷大量地複製、生產令人擁有夢幻的聲音商品，而且披戴著部分審美價值，如同任何藝術形式呈現給欣賞者的，或多或少都能揮「製夢」的效果。
但是，優秀的藝術作品給欣賞者所衍生的夢，不是對現實的漠不關心，而是對現實的反叛，掙脫社會的壓抑、苦悶、疏離等等困境，企圖構築烏托邦的夢想；在個人領域上，無論是描摩美善或刻繪俗惡，都力求拓寬人性的空間，丟棄無謂的包袱和枷鎖，追逐自由與幸福。
國語流行歌曲編造的夢幻，應該是屬於塑膠質的泡泡，真泡泡在陽光下吹浮起了還有七彩的顏色，它永遠是人工塗料似的單色，非黑即白，不紅便藍，第一次吹就有刺激感，卻永遠不想吹第二次，只好再換一種玩玩。商人喜歡跟風，類型單一，數量卻愈來愈多，每一張專輯的確是一場夢，但都塗滿鈔票飛舞的影子，而沒有烏托邦。
國語流行歌曲的夢沒有豐富的人性觀，更沒有自由、幸福的開闊空間，那全是你家的事，但他（她）唱、賣唱片，只愛你皮包、口袋裡的Money，你掏出來了就是給他（她）自由和幸福。於是，我不打算討論流行歌曲審美價值這檔事，它只不過是一種聲音商品，就像成衣一樣，愛穿就買，不愛穿就丟掉。
買商品也要注意別上當，有些重視品牌的，就別買到冒牌的，有些重視表現個性的，就不要讓搔首弄姿的迷了心，重真材實料的就得多花心思了。流行歌曲市場新人輩出，像新上市的貨品一樣，新奇有餘，「經久耐用」者寥寥無幾，如果想趕流行挑排行榜的買就錯不了，可以陶醉了，但勸你別買第二張了。
買唱片本來就是一個各取所需的「學問」；此刻或許你極需浪漫的、略帶濫情的歌曲來腔補你的空虛，也無可厚非。但千萬別長久耽溺此種空虛的情境中，好比缺乏維他命Ｃ、老吃Ｃ也不是辦法，換個口味，吃盤青菜更實際，因為聽歌有時像抽煙一樣，是會上癮的。
優秀的作品隱約或直接觸及現實生活的問題和任務，揭露人性經驗，企圖為當代的迷惑尋求指引，協助人們理解產生這些問題的環境。期望台灣在實現民主、自由的步履中，不要忽略文化工作的民主及創作自由的保障。讓歌曲工作者盡情盡智描述現實、諷喻社會，進一步闡揚人性的珍貴和尊嚴，寫出誠懇、忠於自我思考與時代生活共同脈動的歌。
希望歌者、聽眾養成不斷自我批判的習慣，莫落入媒體控制消費的圈套中，解脫被商品化的困境。如此，流行歌曲才能使廣大的社會階層既感受詞曲的音樂、詩歌之美善，同時也關切到人類自我的發展及生存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