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區域文學研究（area literature studies）中，本土意識的凸顯無疑至關重要，很多時候，它是某地文學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標誌（朱崇科，2001）。傳統的區域文學研究因此鎖定了區域中的「住民」最為研究對象，也就是以作家的出生地為探討區域文學的重要判準。持如是觀點者，無非認定作家必然受到區域文化的濡化，個體受到鄉土文化景觀的感染，建構起文化心理結構的框架，終其一生，故鄉會對作家造成深遠的影響（徐明德，2003：181）。因此論者援引荀子〈榮辱篇第四〉中所謂：「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智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以及荀子〈儒效篇第八〉中所謂：「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無非要證明，區域文化與在地作家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構成了區域文學研究的主要命題。

事實上，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一向眾說紛紜，西方有些文學地理學家強調，地理環境對文學發展的作用，甚至把地理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前蘇聯有些地理學家，則否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把自然和經濟、自然和人文要素割裂開來。陳慶元（1999）認為，以上兩種觀點，對區域文學史的建構都是有害的，正確對待地理環境的前提應該是：在承認不是地理環境而是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的同時，又看到地理環境通過生產力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樣的道理，文學的發展並非單純由地理環境決定的，但地理環境在一定條件下會影響文學的發展。如果將此一辯證關係聚焦於台灣區域文學研究中，要界定花蓮文學的範疇，除了出生於花蓮此一條件外，更應當考量作家遷移與移民的狀況。

近來在區域文學研究上，以作家的出生地作為研究的主要「變項」，可說備受抨擊。Escarpit(1958＼葉淑燕 譯，1990：50)就認為，有時不免流於地方主義，進而流於種族主義之爭。但若單純就籍貫觀察，社會環境及制度，如首都、學院、議院、及大學城區對於造就作家，均有其重要的影響。雖然作家出生地固然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不過出生地畢竟是偶然的地緣關係，在創作生涯中的流動情形，其實也應當一併考量。如果進一步觀察區域文化與文學的形成與變遷，移民與遷移等動態因素，應當是不容忽視的重點。

江寶釵（2000）在進行區域文學調查研究的理論建構時就指出，作家往往遷徙頻繁，出生地與後來的居住地並不相同，若以出生地作為區分區域文學作家研究的標準，則作家屬地難以歸屬；且作家活動區域往往溢出行政區外，特別是現代作家經常出身在鄉鎮，卻多以臺北為活動中心，作品亦往往有全國化甚至世界化的傾向，會使區域文學研究的範疇確認產生困擾。在須文蔚（2004）的研究也可證明作家遷移頻繁的狀況，出生在台灣的作家中，以台灣中部最多（約佔百分之三十二）、台灣南部次之（約佔百分之三十）、台灣北部再次之（約佔百分之二十八）、台灣東部最少（約佔百分之八）。如果進一步觀察台灣作家居住的縣市，則以居住在台北市的作家最多（約佔百分之六十二），台北縣次之（約佔百分之八），台中縣次之（約佔百分之四），高雄市再次之（約佔百分之三）。詳言之，從地緣上觀察，並非出生地在北部作家最多，如加總中部與南部出生的作家數目，就佔了所有作家的六成。但此一偶然的地緣關係，會隨著作家的成長、求學與搬遷而發生流動的現象。證諸研究發現，目前居住於台灣的作家其中居然有高達七成現居於台北縣市，這顯然與首都、大學城區、文化事業等社會因素對造就作家有影響力（Escarpit, 1958＼葉淑燕 譯，1990：52）。

綜上所述，傳統區域文學的論述過於膠著於出生該地區的作家，顯然將可研究對象的範圍侷限住了。因此本研究試圖擴大區域文學研究的範疇，不以作家的出生地為單一標準，一併將區域經濟、政治、學術與文化條件的影響，以及文學作者的遷移狀況等條件，加入新興的區域文學研究議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