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的司法案件進行中，越來越多的報導揭露出，他在決意從事爆破行為前，曾經經歷過一場環台自由車旅行，望見了底層人民的困頓，萌生了為農民請願的決心。相信這樣的一場旅行，會有人聯想起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Latinoamericana : Un Diario Per Un Viaagio in Motociceletta）（大塊文化），加上年初同名電影的上映，有這樣的聯想，相信也不足為奇。

    切‧格瓦拉和楊儒門的革命前夕旅行應當都是一場成長之旅，更是一段啟蒙的歷程。南美和台灣同樣受到長期殖民的歷程，壯美的風景下所隱藏的是層累的不義，貧富巨大的差距，帝國主義經濟與文化的壓迫，透過和農民、礦工與老人實際接觸，讓他們看見了、聽見了主流文化中從來不會散佈的悲慘故事，基於悲憫與浪漫情懷，兩人的人生從此轉向。

   切‧格瓦拉和楊儒門的革命規模大小有所不同，手法也不盡相同，革命理念的完整性或感染力也有差異。單以浪漫情懷將兩人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恐怕真的是消費了這兩位先生。

   革命前夕的旅行或許浪漫，但革命的本身卻是殘酷無比的。1955年，他遇見卡斯楚，加入他的革命隊伍，參加「格拉瑪」號遠征的準備工作，隨後還一度被捕，囚禁於墨西哥城監獄。於1956年11月25日，參與卡斯楚率領的82名起義者中的一員，乘「格拉瑪」號遊艇進入古巴，一登陸，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軍的襲擊，隊員中有70人喪生，切‧格瓦拉與卡斯楚突圍後圍，轉移到山區，創建了遊擊基地，結合了農民的力量，展開一系列的游擊戰，於 1959 年 1 月 4 日一舉攻佔首都哈瓦那。歷史詳盡地記載了切‧格瓦拉從醫師變成戰士，從懸壺濟世，到處決間諜的大轉折，他也寫下了《游擊戰》一書。理想主義者的切‧格瓦拉在離開古巴前，致卡斯楚的信中，寫下了革命冷酷的一面，他說道：「有一天，有人問我們，萬一我們死了，應該通知誰，這種實際可能性使我們震驚，後來我們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這是真正的革命的話），的的確確不是勝利就是犧牲，在通往勝利的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充分展現出眾人忽視的理性，而非浪漫。

   楊儒門同情農民的主張，是人道的，也具有普世的正當性。但楊儒門面對法律與國家的存在，顯然與切‧格瓦拉有極大的不同，楊儒門並未辯證他的爆裂（暴烈）手法具有正當性。革命家切‧格瓦拉則透過《游擊戰》一書，明白地表示：「人民必須清楚看出，在公民辯論的架構下達成社會目標已經毫無可能，而壓迫勢力企圖違法地緊抓政權不放時，和平才告破裂。在以上條件下，人民以更主動的形式表達不滿，最終由於威權當局的作為遂乃爆發抵抗行動。」站在切‧格瓦拉的角度，革命顯示了人民有能力透過游擊戰的手段，暴動與戰爭可讓人民從政府壓迫下進行自我解放。

    楊儒門案所暴露的是，在弱勢者的議題上，我們缺乏革命家感染更多的行動者起身，在起身者的行動意義辯證上，所幸有社會運動者和大儒楊儒賓教授的聲援。當我們緬懷像切‧格瓦拉那樣巨大的靈魂時，應當不能忘記大陸民運人士王丹說過：「革命是一個帶有政治意味的旅行，旅行是一個革命意味的遊耍。」我們或許應當跳脫「革命意味的遊耍」，鎮重思考如何開啟一場「帶有政治意味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