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一下這幾天心裡頭翻來覆去的想法，拙文目前有幾位讀者與學者回應，但恐怕引發誤會，還是把一些沒說清楚的話，說一下。
一、前文提到：「如果放任制度繼續混亂下去，新聞局固然要打屁股，傳播學者的責任有多少？」
不是責怪長期參與媒改的學者專家或社運朋友，過去我們或有意見些許的不同，但總是朝向一個共同的方向，沒有人會願意讓國家機器「收編」的。但是冷靜想一想，這次不少同學參加的「審議委員會」的規範大有問題，大家也只能「因陋就簡」，結果自然不盡理想，這充分顯示了「行政程序法」層面的「程序正義」不夠完善，是會影響實體法上的正義實現的。
我只是想提醒，如果日後「學者專家」有機會參與類似的行政法規諮詢，應當儘量求其周延，不可等閒視之。過去不少傳播學者都參與了類似的諮詢會議，有今天這樣的法規，大家總不能說全然沒有責任。
二、看到近來幾位審議委員的心情告白，心裡有些難過。和政府機關打交道一向不容易，無論是接研究計畫，或是擔任法規諮詢，或是參與審議，老實說政府機關都有一定的計算與控制的能力，稍有不慎，不免受傷。反之，我的經驗比較特別，以下略微敘述一下：
博士班階段我接過廣電處羅傳賢處長時代的研究計畫（紀效正推學長薦的），當時某專門委員就在籌備會議明示：「中視和幾家報社想要跨媒體經營，這個計畫應當要慎重研究。」結果我裝傻，寫了個反對開放跨媒體經營的建議。在結論報告會議時，自然受到那位專門委員的修理，所幸羅傳賢處長是行政法學的專家，在法律解釋上傾向支持我，才僥倖過關。不過沒有兩年，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法，還是向商業媒體妥協，大幅度開放跨媒體經營限制。
另一個例子則是選舉廣告播放的爭議。1998年我受邀參加新聞局的會議，希望學者們背書，因為選罷法沒有處罰播送選舉廣告的法條，所以廣電處可以不必管理。
我在會議上聽前輩們發言，多半支持新聞局的想法，在處長正要詢問法治斌教授時，我舉手說：「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想請法老師指教一下。」法老師笑了一笑，我接著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與廣播電視法、有線電視法的關係應當加以體系解釋，違反選罷法而播出競選廣告的行為，雖然選罷法有禁止規定，沒有罰則，但應當屬於廣電法所稱「違背政府法令事項」，應當可以適用在媒體禁止與處罰的範圍（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二條準用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二款後段、有線電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準用有線電視法第三十五條）。」結果大家都感到很新鮮，沒有想到選罷法不罰，還有廣電法？法老師翻了一下法條，在發言時就支持我的觀點，在那次會議就翻盤了。十月廿日新聞局經過於中選會及各部會協調後，向廣電業者宣示「廣播電視事業製播涉及競選活動之節目與廣告處理原則」，此項原則清楚地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與廣播電視法、有線電視法的關係加以體系解釋，違反選罷法而播出競選廣告的行為，均屬於違背政府法令事項，本當在媒體禁止播送廣告之列。至於在選舉活動期間前，無線廣播電視則受到廣播電視廣告內容審查標準第四條：「廣告主題以推廣宣傳個人為主得不予許可。」的限制，也不得播出競選廣告。這個事件造成新聞局不得不裁罰媒體，引發軒然大波，後來聽說，也是不了了之。
其他幾次狗吠火車的經驗，就不說了！總之，新聞局大概也很頭疼我這種問題兒童。另一方面，我在完成學位後到中文系教書，隱姓埋名，興趣轉向，幾乎沒有再從事傳播法律的研究，五年之間只寫過一篇傳播產業法律的論文，幫電信總局寫寫白皮書，其他十幾篇論文，全數是文學傳播與數位文學的，也不太適合談傳播政策的問題。這次忍不住好友們落難，發發牢騷，引得劉靜怡老師在我的部落格說：「做個有其他有趣身份的學者也不錯，不一定要做什麼法律學者或傳播學者的。」世宏甚至要招呼傳播社群的老師們把我「找回來」，彷彿我是失智老人，不慎走失，哈哈。
三、不開玩笑了，我想說的是，傳播法律與政策的研究、應用是最為直接影響傳播環境的，可是專業知識是一回事，政治現實的計算則是另外一回事。實體法的認識是一回事，對程序正義的堅持則是另一回事。我們沒有權利悲觀、退縮或顯得無助，畢竟我們的知識必須透過實踐來彰顯，這是我們的角色。但或許過去我們太容易傲慢與自恃專業，失去持續監督的機會，或是有被政府傷害的經驗，過猶不及，均非良策。
反省學者在傳播政策制訂與執行中的角色，比謾罵與單純的指責更重要。各位不妨想一想，為什麼學界大老不願意為新聞局背書？如果每次換照、發照、費率審定與各項審議都造成專家學者的遍體鱗傷，無論他們如何認真從事，政策制訂與執行都不能夠趨向理想，這才讓人感到悲哀！
很高興，這次換照風波能有很多內部消息傳出，委員們不再「啞巴吃黃連」，持續監督媒體，也監督不具程序正義的行政法規，應當都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