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

9月之後，秋光變明，暑氣漸漸消去。盆地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湛藍，過不了多久，那種幾近透明的光感，就會出現了。

「那年秋天的台北天空，是否也這麼潔淨呢？」我說的那年，是1948年。9月下旬，畫家豐子愷從上海來到了台北。
 
那年，豐子愷正好年滿50，面貌清癯，留著一口著名的山羊鬍子，神態穩重。或許飽受戰亂之苦的緣故，精神雖好，卻略顯老態。這印象，是我從他在台灣所拍的相片中獲得的。

豐子愷會到台灣，跟心情有很大的關係。八年抗戰之後，重回故鄉，舊居緣緣堂只剩斷垣殘壁。親友離亂，莫知所蹤。更難過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過戰爭，卻在這年8月裡，於貧病交困中過世了。

心情不好，可想而知。更大的壓力是面對一天天高漲的物價，謀生大不易，光是張羅家中大大小小7個孩子的生活費用，就夠累的了。此或所以當開明書店的章錫琛章老闆邀請豐子愷一起到台北看看開明分店時，他便答應了。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試探遷居南國的可能。女兒豐一吟那年暑假剛從藝專畢業，跟章錫琛家人都很熟，乃跟著同行。

兩家人於是搭乘「太平輪」，從基隆上岸，浩浩蕩蕩來到了台北。

章家人住進了中山北路一段77號的開明書店台北分店，那是一長排有著洗石子立面的三層洋樓街屋之一，樣式古樸，在台北住久的人，都還留有深刻印象。豐子愷父女則住進轉角巷道內的招待所，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條通7號，這是正式的地址，留存著濃濃的時代過渡味道。照推算，應該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83巷內。

中山北路東側這一帶，與幾個重要官署相近，日治大正時期被闢為公務員宿舍區，乃取名為「大正町」。該町規劃係仿照日本京都棋盤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條通」直到「九條通」這樣的巷弄名稱。因為是公務員住宅區，治安出了名的好，戰後國民黨高官一進台北便紛紛搶佔，蔣經國早年便是住在這附近的。

10月裡，豐子愷在台北，透過廣播作了一次演講，談「中國藝術」。還在中山堂舉辦過一次畫展。門生故舊陸續來訪，加上新認識的朋友，日子過得倒也熱鬧。晚上，他多半跑到開明書店與章老闆喝酒聊天。豐一吟覺得無聊，不想聽。常一個人留在招待所裡用電爐煮麵吃，有時把保險絲燒斷了，整個房子一片漆黑，把她嚇得躲了起來，豐子愷回來，忙問：「怎麼啦？怎麼啦？」

豐子愷一生與煙酒茶結緣，不可一日或離。他在台北，什麼都好，就是喝不慣這裡依然殘留日本遺風的米酒跟紅露酒，為此傷透了腦筋。當時在台大當文學院長的老友錢歌川家裡存有一罈紹興酒，特別送來書店供養，卻還是解不了癮。人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師「有難」，急忙又託人帶了兩大罈來，方才稍解了渴。「台灣沒美酒」最後竟成了豐子愷決定不移居台灣的理由。藝術家率真性格，表露無遺。

我一直不大相信豐子愷是因為沒有紹興酒可喝，而不願意搬到台北的。「語言的隔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我想。豐子愷初到台北，曾帶著女兒上餐館。父親能吃海鮮但不要豬油，女兒不吃海鮮，豬肉卻要瘦的。兩人跟女服務生比手劃腳講了半天，國台語不通就是不通。豐子愷靈機一動，改用日語，果然一下就講清楚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國話才能溝通。」他不無感慨地這樣說。

語言的問題，一直是個問題。儘管二年前就已經全面禁用日文，人們也樂意學習中文。但75％的日語普及率，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這次慕名來拜訪豐子愷的本省人士，還是少有能用國語與之交談的。甚至聽說，去年二月動亂時，語言還成了判別敵我的一項主要依據。

2009年的秋天，我特意來到離家不遠的五條通，企圖尋找昔日豐子愷父女在台北所留下的點滴遺跡。一個下午裡，我什麼也沒找到。除了從狹窄巷弄仰頭看到的那一方湛藍台北天空，以及整建後早退到二樓的「臺灣開明書店」招牌，再有的話，就是躺在我我書桌上那本封面題有「豐子愷卅七年十一月台北」字樣的簽名本《戰時相》。

黃榮燦

「大家都走了，他為何不走？兩人碰到面了嗎？」我想起的是另一本書，另一個人。

今年春天，偶然緣遇了幾百本罕見的30年代舊書。《戰時相》之外，另有一本《抗戰八年木刻選集》。1946年9月，上海開明書店所出版。拿到書時，我急急翻閱，果真在第79頁裡看到了那張題為〈修鐵道〉的圖片。

這張版畫，我很熟悉了，僅次於那張〈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都是黃榮燦的作品。

黃榮燦是四川人，畢業於重慶西南美專，拿手的是木刻版畫。他跟號稱「中國木刻之父」的魯迅並無直接關係，算起淵源，只能說是學生的學生。抗戰勝利後，10月裡他帶著自己的全部作品，從重慶出發，經過上海、南京、香港，到了台北時，已經是12月了。入境身份為記者。時年30的他，為何要千里迢迢來台灣？說法頗有，但老實說，至今仍是個謎。

《抗戰八年木刻選集》關於黃榮燦的簡介有「性好動，善適應環境，熱心木運，富有組織力」這幾句話，恰恰跟他到台灣後所展現的驚人活動力若合符節。黃榮燦不懂日語，當然更不會台語。然而，他卻很快經由拜訪西川滿、立石鐵臣、濱田隼雄這些滯台日人，打入台灣文化界，不但辦畫展，編報紙、搞出版、開書店，還打入了「省展審查委員會」跟「台灣文化協進會」。當時來台灣的大陸文化人，包括馬思聰、歐陽予倩、田漢等，有的住過他家，要不，多半也曾參加他家客廳的沙龍聚會。

戰後初期的中山堂，是臺北最大的文化場館，重要的集會、畫展、演出，一無例外，都是在此舉行。依豐子愷的知名度，以及他跟魯迅的淵源，黃榮燦應該與他晤面了才對。但會是在哪裡呢？ 黃榮燦剛到台灣，住在大正町三條通，跟豐家父女所住的旅館，不過二條巷子之隔。1946年3月他所開設的「新創造出版社」地址為樺山町21號，即離此不遠的忠孝東路上，大約就是今天紹興南路與杭州南路之間。不過，等到豐子愷到台灣時，他已經搬進台灣師範學院，也就是日後師範大學的教職員第六宿舍，那是和平東路口龍泉街一帶。

「算起來，最有可能的地方，還是中山堂，或者黃榮燦是到開明書店去拜訪豐子愷了吧！？」 此時黃榮燦的心情，一如豐子愷，想必也很沈重。原因可追溯到去年春天的「二二八事件」，儘管他在動亂中並未受傷，甚至他這個「好阿山」還大膽地騎著他那那輛破單車，到處探望、警告朋友們不要隨意外出。最後更在車站前的旅館向圍聚民眾喊話解釋，替歐陽予倩的新中國劇社一行人解了圍。

只不過，人雖然全身而退，剛開始沒多久的書店卻遭到波及，讓特務給盯上，最後被迫要結束營業。4月底，他去了一趟上海，明著是去協商書店的事。事實上，卻是要把偷偷刻印好的那幅〈恐怖的檢查〉帶出去，希望能趕上「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讓更多人知道台灣動亂的真相。只不過，他還是沒能趕上。直到秋天，才在第二屆展中露臉。

回到台灣後，一切都不一樣，不少朋友離開了。苦悶的他拿著清理書店跟出版社後的一點剩錢，跑了大半個台灣，先是往南，然後往東，最後到了紅頭嶼。一到紅頭嶼，他便喜歡上了這個小島，寫生、採訪、紀錄，又忙碌起來。來來去去了二次。今年2月，一直很支持他，還曾幫發刊一期便夭折的《新創造》寫稿的許壽裳先生在睡夢中被殺害。3月回台北，得知詳細經過，他深深感受到這件事情背後那無邊籠罩的黑暗。心情大壞的他，又回到了紅頭嶼。直到6月裡，染上瘧疾，才急忙返回台北醫治。

大家都走了，黃永玉、麥非、王麥稈、張正宇、荒煙、楊漠因……。一大群前後來台的木刻畫友都走了。8月裡，原本準備受聘到台灣師範學院教木刻，與他亦師亦友的朱鳴崗深思熟慮後，決定避難到香港。臨走前轉推薦他繼任，黃榮燦遂進到了師範學院，認識了一大群學生，有本校的，也有外校的。從學生身上，他又吸收到能量，方才慢慢復甦過來。

11月28日，豐子愷離開台灣時，黃榮燦正全心參與台大與師範學院學生所組成的「麥浪歌詠隊」，他們即將於年底在中山堂公演。黃榮燦不但唱，還幫忙設計節目單。接下來的1949年，這群懷抱純真理想的師生，開始了環島公演，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等在他們前面的是4月6日的大逮捕，是懲治叛亂條例，是檢肅匪諜條例，是陰森森的白色恐怖……。

黃榮燦於1951年12月1日被捕，1952年11月14日遭槍決，得年37歲。死後傳說不斷，有人說曾聽到他的弟妹勸他自首的哭泣，有學生到國防醫學院上藝術解剖課看到了他面目全非的屍體，有人說他是「魯藝」畢業的，有人認定自己被他出賣了……。 「那麼應該在何時才能夠充實我寫畫的自由呢？」這是人們最常引用，黃榮燦生前某篇文章的自問語。望著泛黃書頁裡依然賣力修鐵道的勞動的人們，我不禁黯然無語了。                                                                                                                                                                                                                                                      

許壽裳

許壽裳是在1946年6月抵達台灣的，比黃榮燦足足晚了半年。

許壽裳會到台灣，不能不說是宿命。如其當年到東京留學時，不曾結識魯迅與陳儀，或者就不會來到台灣了。他到台灣，於公是應行政長官陳儀之邀，前來主持省編譯館；於私，據他自稱，乃是希望在尚未被內戰烽火波及，相對安定的台灣，靜下心來，寫成《魯迅傳》。

許壽裳與魯迅相交三十五年，「三十五之間，有二十年是朝夕相處的」，「同舍同窗、同行同游、同桌辦公、聯床夜話、彼此關懷、無異昆弟」。魯迅幫許壽裳謀過中山大學的教職，而從民國初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僉事職務，乃至日後的大學院津貼，背後也都有許壽裳奔走謀合的身影。「那時候我在北平，當天上午便聽到了噩音，不覺失聲慟哭，這是我生平為朋友的第一副眼淚。魯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歿，所謂『旣痛逝者，行自念也』。」《亡友魯迅印象記》小引的這一段話，說得真摯而不失其自持，讓人印象深刻。

魯迅過世後，許壽裳念念不忘故人，協助出版《魯迅全集》，編寫「魯迅年譜」，時時惦記著亡友遺孀孤子的生活景況。即使歷經抗戰烽火的侵擾，十年過後，人已在台北的他，一個月裡還連寫了三篇紀念文章，更籌畫讓魯迅唯一血脈周海嬰來台就讀：「海嬰來台甚善，入學讀書，當為設法，可無問題（現已修畢何學年，盼及）。舍間粗飯，可以供給，請弗存客氣，無需匯款。此外如有所需，必須匯款，則小兒世瑛本每月匯款至小女世琯處，可以互拔也。大約何日成行，務望先期示知，當派人持台大旗幟在基隆船埠迎候。」話說得親切無隔，如同一家人。只是他怎麼也沒想到，就在發出這封信後一個月零三天的夜裡，他便遭逢不幸，被殺身亡了。

許壽裳的死，經過六十多年的推敲，大致已可論定，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而所以為當局者忌，必欲除之而後快，則又與「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政局變遷相關。二二八事件之後，血腥鎮壓的陳儀被撤職軟禁，按照中國官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氣候，當省編譯館突遭裁撤，與陳儀誼兼同鄉同窗同年的許壽裳事前卻毫無聞知時，一般人對此都當有所警覺才是，然而，他寫在日記上的反應竟然僅是「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構，驟然撤廢，於台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這不禁讓人想到抗戰時，王冶秋常到重慶歌樂山探望臥病的許壽裳，有一次閒聊告以國民黨特務組織利用各種卑鄙和殘忍手段迫害人民。他聽後大表驚訝，不相信國民黨竟然是這樣維持統治的。

許壽裳對於政治的天真，還可由他轉任台大文學系中文教授兼系主任後的作為略窺一二。或許體認到二二八事件背後所深藏的文化衝突，他因此更加積極地想要推動一個新文化運動，以便調和新舊台灣的未來。1947年5月4日在《台灣新生報》發表了〈臺灣需要一個新「五四」運動〉之後，6月又在他向來賞識、提攜不遺餘力的年輕學者、詩人楊雲萍的協助下，透過此時早為當局眼中釘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同年7月，日後坦言許壽裳「對於我後半生，有決定性的影響。他是我的恩人。」的楊雲萍接掌「台灣文化協進會」機關雜誌《台灣文化》編務，到了12離不了關係的釘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月時，由該社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講座」便堂而皇之出籠了，從包括李何林、臺靜農、李霽野、錢歌川、黃得時等台大教授群為主的師資判斷，這一活動，自與許壽裳脫離不了關係。而其假「魯迅的精神」，透過組織、刊物來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企圖，也就昭然若揭了。「二二八」之後的台灣，島內一片風聲鶴唳，掃蕩鎮壓行動正在展開，仕紳名流學人文士，以武犯禁，以文亂法者，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風緊雨急，黑霧迎面罩向許壽裳，也就可想而知了，儘管「他人，是極好的。」（魯迅語）

穿過一條包括「天主教耶穌孝女會」、「青田硯」等新舊建築的暗巷，轉角便是青田街6號，許壽裳故居早經改建，成了一棟有著洗石子圍牆，外貼小磁磚的高樓，防衛性極強。60多年前，臺靜農所稱「這些天，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牆望去，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角的小書齋裡，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的那棟日式建築，早已不知去向。而在睡夢中，被侵入的柴刀砍得血流滿地，幾乎身首異處的那位「謙沖慈祥，臨事不苟」的白頭老翁，當也早為這個島嶼上的人們所完全忘卻了吧。

後語

「1949年，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龍應台的新書《大江大海1949》這樣說。實者，顛沛流離早已開始，生離死別的命運也早經注定。1949年的序曲，早在1945年，不，甚至更遙遠的1895年就已經寫成了。

附記：本文與《思想》雜誌第13期同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