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這一代的中國企業家，有一種特別的快樂，腳下的市場由你隻手開創，很有當年美國西部拓荒史中的那種成就感。但，「創業」畢竟不是喜從天來的樂透，這批企業家，其實也同時承擔著另一種獨有的苦澀，台灣人很難體會。
有這感想，來自於我們和聯想現任董事長楊元慶的過去一段交情。
一九九九年七月，《數位時代》在台灣創刊，封面故事作的是美國矽谷和中國中關村的報導，那期雜誌，我們的副總編輯何琦瑜走闖北京和上海，為台灣社會第一次介紹了這位年輕人。隔年冬天，我在北京友誼賓館約訪楊元慶，還記得冷風冽冽，他坐著黑色紅旗轎車前來，一談一個下午，那時他還沒接班，但已經有準接班人的架勢，有著少有的自信。一年多後，我又在北京採訪楊元慶，這時他已是正式的接班人了，我們作的是雜誌最後一頁的「總裁公事包」，他身懷一大串鑰匙（約莫有二十來把），由北京北三環外上地科學園區新總部一路開門，帶著我們直上他的辦公室拍照，我約莫記得他開了十幾道門，轉鎖技巧熟練（而且哪一把鑰匙開哪一個門，他完全一清二楚），好像一個大學生興致勃勃要帶好友去看層層格格房間後的一間新實驗室一樣，「沒辦法，在中國，什麼地方都得鎖，你管的事愈多，鑰匙就愈多，」他邊走邊說。當我們的攝影編輯把燈架好，他把公事包裡的東西一古腦兒全倒出來，其中赫然有一捆十萬人民幣的嶄新紙鈔，「這個要拍，不好吧？」他靦腆地問。後來我們才明白，身為總經理，四處都要付錢，彼時中國信用卡制度還蹣跚起步，他只好每天隨身帶著這麼多錢。
這是五年前，《數位時代》在北京友誼賓館為揚元慶拍的照片，別看陽光滿地，那天氣溫是零下五度，他脫了外套，而我則在一邊發抖......。
之後是他來台灣參加台北Computex電腦展，我們帶著他拜訪PC home Online，在他下榻的福華飯店外幫他拍「台北剪影」，隨著他事業的忙碌，我們和他直接接觸的機會愈來愈少，這次雜誌要做聯想的封面故事，我們的總主筆王志仁可是用越洋電話和人在紐約的他電訪半小時，再接著趁他回北京再去堵他一小時，這才完成了這次專訪。由當年和我們隨意混一下午，談他如何由安徽長大、在一個農村與一個農村間賣「計算機」，到今天成為一家跨國企業的掌舵者，左右三千億台幣的營業額，曲指算算，這中間不過五年而已；而且我相信──他應該也已經有了自己的信用卡。
經營的知識和智慧，可以在『做』中學，依楊元慶的才智和出身小鄉的經歷，他應該學得很快。但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他和我們對話時的靦腆──所謂現代商業社會的儀態、修辭語言、生活方式，甚至個人休閒運動、閱讀和嗜好等種種「商人文化」，對他而言，是有著那麼一點學習上的慌張，因為這攸關感性，並不如理性邏輯那般容易學，對一個文革時代出生的年輕人來說，他幼年時並沒有浸潤這文化的丁點機會；少了童年啟蒙，他只能透過和「異文化人」接觸的吉光片語時段，自己暗中揣摩，我說的「慌張」，正是這種後進者的苦澀，他少不了要忍受西方人對中國草莽的傲慢鄙夷眼神，即便這中國人是如此虛心向學，而且這草莽不是粗魯，而是未經世事的天真。
這五年，他一定成長很多，當初他跟我談的一些網路投資計畫，証明都以失敗作結；但在文化生命上，他變得更有自信了──膽敢買下IBM PC，而且效法新力盛田昭夫，二話不說搬到美國長住以切身體驗當地文化，這些抉擇，背後一定要有個更強大的自我心智，才作得到。
這就是「中國式成長」，必須學得比別人更多，比別人更能縮小自我、放大自信，楊元慶如果十月來台灣，你得好好端詳這位比我還小三歲的中國全球化企業家。
這期《數位時代》對聯想所作的報導，是關於楊元慶的故事，也是關於所有華人年輕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