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二十二歲的前輩作家季季和中生代作家鍾文音，都出身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鍾文音的三叔公與季季的父親是朋友，兩個堂姑和季季更是讀永定國小與虎尾女中的校友，兩人不僅對原鄉有著許多切割不斷的記憶，對鄉土與城市的對比也有深刻感受。 4 月 29 日下午，她們在見證新舊文化台北的明星咖啡館，對話出兩代永定女子不同的台北記憶與時代的斷裂印象。

從明星咖啡館

到流動咖啡館的寫作

季季：我和文音有兩種奇妙的緣分。一、 2000 年她以〈心寬的年代〉獲得第一屆劉紹唐傳記文學獎，我發現她文內提到的長輩不是我父親的朋友就是我的小學同學，因此知道她是我的永定同鄉。二、我 1964 年來台北後做了十四年專業作家才進入新聞界工作，文音則在新聞界工作幾年後辭職專心寫作；如今我已退休，和文音一樣是專業作家。

我十九歲到台北來兩個多月，皇冠與我簽約做基本作家，當時我最重要的寫作場域就是明星咖啡館，因為我在永和租的房子沒有書桌，只能俯在竹床上寫作。為了能有舒適的桌子寫稿，就常到明星咖啡館。 1964 年五月到 1965 年五月結婚前，我常常坐在明星三樓，面向著對面的城隍廟寫作，我的第一本書《屬於十七歲的》，大部分是在這裡完成的。

在明星咖啡館寫作，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由自在，不管我在那裡寫多久，明星的簡老闆和員工都不會趕人。我總是點一杯八元、加了冰塊的檸檬水，它不像咖啡一下就會喝完，能喝得比較久。手頭上比較有錢時，中午就再點一客十二元的火腿蛋炒飯；沒錢時，就自己帶半條土司進去，不過當然不能讓老闆發現。

鍾文音：我開始寫作時，已經是連鎖咖啡館、連鎖速食店普及的年代了。那時常去麥當勞或聖瑪莉這類連鎖店閒晃或者寫點什麼東西，但和妳不同的是，我貪圖的不是舒適的桌子，不是為了眷戀環境，而是為了冷氣。那時我租屋在公寓頂樓，悶熱得很。長久在台北的移動裡，我已可適應各式各樣的聲音背景，店裡環境再吵雜，也都能寫作。我最怕的不是環境，而是心情不好。一旦心情不好時，再美好的地方都頓成廢墟。

季季：不只是場域定點的不同，我們那個時代的聽覺也不同。我們是習慣安靜的，我在吵雜的環境下沒辦法寫作，但吵雜對你們這一代卻像是一種薄膜，把你們包起來，太清靜反而不能寫。就像張愛玲的電車一樣，沒有電車聲睡不著。

鍾文音：對，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聲音背景，現在到處都是電波，從手機到捷運，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聲音流動。這些流動也形成了我內在世界對於聲音的免疫力。

從群體到孤島的異鄉人

季季：我那一代，台北能去的咖啡館不多。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衡陽路文星書店斜對面的田園咖啡館，談戀愛的人愛去那裡，另外是長安東路的月光咖啡館，那裡的古典音樂很棒。明星咖啡館，常到訪的是作家和藝術家。最早到明星的作家，大概是白先勇、王文興、 陳若曦、王禎和他們《現代文學》那一批。 1964 年夏天我來明星寫作時，他們不是出國就是當兵去了，通常只有我一個人在三樓寫稿。到了 1964 年秋天，林懷民考上政大，也會在假日到明星來寫作，他寫一寫還會拿來問我：喂，妳看我這段寫得怎麼樣？

鍾文音：妳對年代清楚得嚇人，像我記事情依賴的都不是年代，甚且我對時間與年代常有模糊的錯置感。我寫東西依據的是殘存在我心中的「影像」。我們這一代也沒有文壇結盟，雖然同輩寫作者也都認識，偶爾也有聚會。頂多在一起就閒聊些流言，對於彼此真實生活面貌卻包了層保護膜，不參與他人內心世界，也不準備打開內心世界給別人看，當然也沒有人會問彼此寫得怎麼樣了，關心的都是很淺的東西。

季季：對我們永定人而言，初來台北其實是異鄉人。不過我們那一代和寫作同好的來往比較密切，生活中各種的沒有，就可能有各種的有。沒有電話、沒有手機，就寫信，或親自登門造訪。在家寫稿，有時門被敲響，原來是編輯、作家朋友或讀者來訪了。

現在的作家可能不斷的出入各種場域，但沒辦法進入彼此的內心。我們是場域不多，但很快都能進入彼此的內心，知道他們的故事。

這一代的作家，跟人比較疏離，大概很多是從「我」的內心開始寫作，但我那一代作家是從他者的觀察開始創作的。

鍾文音：我們兩代寫人物的不同在於，你們有種人事氛圍的情韻，而我們大多是傾向自剖；你們是有根的記憶，我們看似熱鬧其實孤寂。我覺得我創作，但絲毫沒有文壇之感。少有「前」人給我鼓勵，我的鼓勵反而來自很年輕的讀者，他們總告訴我，我寫的雖是自己，卻反映了她們的心。然而那些讀者都是陌生人，不像你的年代有來往密切的文壇好友。

需要努力把記憶烘焙出

時間深度的一代

鍾文音：你們那一代作家書寫的台北裡，有好多人；我這一代作家書寫的台北裡，反而不多。跟妳的台北記憶比較起來，我的台北沒有其他人的參與，所以，我只能藉由母親的記憶來書寫她的城市經驗與變化。我們這一代作家，尚未將記憶烘焙出時間厚度。所以寫來寫去都是寫自己的「當代」，比較少述及歷史，敘述的時間長河也沒有拉開，頂多就是寫到童年而已。

季季：現在的年輕作家，生活的經驗不夠廣，關心的面度也不夠深，因此小說裡常不斷出現重複的角色。

鍾文音：沒錯，很多時候總是寫完了出書了，才想到還有許多未被敘述的，所以會重複。母親這個原型最早出現在小說《女島紀行》，散文《昨日重現》，然後是小說《在河左岸》，以及現在這本《少女老樣子》。小說與散文不斷交叉書寫，為的就是希望不要太寫實。

季季：作家的書寫，總是有兩個定點，一個是第一故鄉，另一個是第二或第三故鄉。這個定點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

鍾文音：對啊，但原鄉的東西總是會反覆出現。

書寫母親的鍾文音與身為母親的季季的移動差異

季季：我剛到台北時，台北還很安靜，有一種空間感，不會干擾人的思考。像妳在這本新書也寫到的東區，我做職業作家時，常到南京東路三段的《皇冠》雜誌社去校稿，那時附近都是稻田，連松山機場前面也還是稻田。至於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電影院最多，我偶爾會去看電影。現在的西門町已經被新宿化了，我每次去都有被隔離的失落感。

鍾文音：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你們那一代像是以走路的方式看台北，我這一代則是像坐在車子上看台北。你們是緩慢的，我們則是變化快速的。我們所見的台北已是高樓大廈，但卻常聽前人說，這裡以前是稻田，或者是刑場，腦中常會有種時光的荒謬感。我一直喜歡這種時間對比的荒謬感，我喜歡的台北也正有著這種特質。

季季：我很懷念從前走路或坐公車看台北的時光。自從捷運通車後，台北人像地底人在城市下穿梭，失去了與人及地景變化對話的空間。

其實我很羡慕妳可以自由進出城市的各個場域。作為一個母親，我最重要的工作是照顧孩子及應付現實生活。林懷民曾說：我的眼睛永遠看著腳下三十公分的地方；其實做一個單親母親也是一樣的。

妳這本書裡的很多場景是我沒有看過的台北，因為我在台北的移動都是有目的性的，不是去上班就是去辦事，很少有時間閒逛。透過妳的閒逛和書寫，才進到那些陌生的場域，這對我是全新的經驗。對讀者應該也是的。每個人的遊走路線不同，有些地方可能與妳重疊，有些則錯開，在重疊與錯開之間，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對話空間就產生了。

鍾文音：我以前覺得生活在台北會讓我窒息，我得出去看世界，得泅泳在汪洋大海才感到自在。現在年紀漸長，覺得台北故里可愛，也慢慢體會我母親的艱難。我想作為母親的妳，在台北生活就像我的母姨輩般，年輕時在這座城市打拚，雖然移動，但都是有目的地的移動，不會產生像我這種無目的的遊晃。所以我的台北是遊蕩的，常常是沒有目的的閒走。同時，我的台北也是情色流動的，暗潮洶湧的城市情慾是我年輕時晃蕩的台北底層。

現在台北卻真正成了收留我的港灣。我不再那麼喜歡當異鄉人了，雖然我到哪都是異鄉人。很多人喜歡問我旅行這麼多城市後，會想在哪裡定居？以前我總是說不知道，愛在哪裡就停留在那裡。現在我卻明白，喜歡台北，喜歡定居台北。真的，除了台北，我無他之想。

（本文為節錄）

【 2008/05/31 聯合報】 @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