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苗栗客家庄過年，等待圍爐是每個孩子的期待，來自上海、飄洋過海定居客家村的母親，即使在說一口標準客語、習慣農事多年後，每年圍爐前，仍不忘準備她的上海年菜。

早在半個多月前，她會帶著我灌香腸、烘臘肉、做風雞，放課回來，我的工作是將香腸肉餡塞進薄薄腸衣，再拿去屋外曬衣竿上晾乾。

冬天果園果樹大半枯了，瘦乾葡萄藤架間，壓枝的梨樹也禿著枝葉，冷冷清清，寒風從門外灌人，原本青綠地果園，只剩下屋後的竹圍，常保青翠。鄉下，大家都是很熱鬧地等著過年，可以吃一餐豐盛年夜飯，婦人們忙著磨「粄」，客家人一定吃「菜頭粄」(客語：蘿蔔糕)、「甜粄」(客語：年糕)，親友間也習慣互相饋贈自家口味，展現誠意。

沒有摩托車、私家車的年代，過年前後，人來人往，總是把小小的客運車擠得溢出來，住在南庄山裡的賽夏族、泰雅族，背了竹簍，頂著臉上紋面，高高興興在鎮上客運站等車，手上拎著新鮮的魚，或是荷葉包著的一串肥肉，有時候隔壁站著一位獅頭山的和尚，頭上戴頂線絨帽，大家擠在一起排成一幅畫，車一來，大家爭先恐後擠上車，車滿了，噗！噗！噗！搖擺著二管黑煙，搖搖晃晃載走大家等待過年的心情。

家裡人少，只有父親母親與我，堅持依客家禮俗過年的父親，早在圍爐前，會請人打甜粄，除夕上午，鄰居送來剛蒸好的粄，冒著熱氣抬進廚房，母親忙著做拿手的獅子頭、素什錦，切上自家醃製風雞、香腸，每年圍爐，就這樣客家、上海式族群融合，有時再來些母親童年的日式壽喜鍋，在昏黃燈下，吃著我們的年夜飯，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母親大聲扭開收音機，讓城市的都會節目陪我們過節，窗台上是母親養的蘭花。

有時候，飯沒吃完，住附近的親友、鄰居會拎了自家醃製土雞腿、二瓶紅露酒，用一方大花包布，捆著喜孜孜的年味進門，木門上，父親每年都寫上工整對聯；當然磨墨的書僮就是我。

進入六十年代後，客家小村從農業社會變成十足的工業小城。乘客運車的人漸漸少了，大家都自己騎車、開車，客運站再也見不到年節時豐沛的人潮，父親在我二十歲那年過世，成家後，把母親接到台北過年，幾乎快忘了在鄉下過年圍爐的經驗。

母親過世後，突然在生命中占滿最多回憶的親人，都逐漸消逝，年節淡出，似乎也離等待、歡樂越來越遠，我知道童年等待過年的心情不會再回來了，那個在客家山村圍爐的日子，不過是一段童年記憶的停格。如同父親的年柑，擺在供桌上，鮮橙地印記在腦海裡，提醒自己：長大了！不，是長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