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會有使命感，但使命感過多會不會變成災難？在社會科學領域享有大師地位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最近在其退休感言中再度提出這項命題。葉啟政總結三十年執教經驗的謙抑自制與反躬自省，值得台灣知識社群再三深思。

台灣社會學界向有「北葉南高」之稱，北葉就是葉啟政，南高則是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高承恕，兩人相知相惜數十年。高承恕最近接受中時記者訪問時指出，當年他回國時，葉啟政還一度主動要把台大社會系的課讓給他教，可見葉啟政胸襟之寬闊。

葉啟政不僅胸襟寬闊、桃李滿天下，更重要的是，他長期在學院內致力於「社會學本土化」，在學院外則冷眼觀察台灣社會演變。做為一個典型知識份子，他一方面抗拒將西方社會學理論直接套用於台灣社會，另一方面則積極探索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深層意義，他的熱情並不遜於任何社會運動者。

如果葉啟政沒有使命感，他當年不會在「中國論壇」等刊物上發表那麼多社會觀察作品，更不會參與廢除刑法一百條等社會運動。因此，葉啟政的自省焦點並不在於「知識份子應不應該有使命感」，而是在於「知識份子應不應該承擔過多的使命感」，過去東西方各種「知識份子論」總鼓吹大量使命感，葉啟政則不以為然。

其實，知識份子的角色無法在真空中進行討論，必須回到台灣社會發展脈絡中觀察。一九八０年代解嚴前夕，知識份子影響力可謂極盛一時，在那個報紙一律三大張的年代，楊國樞、胡佛、李鴻禧等自由派學者，發揮了在國民黨與黨外陣營間折衝協調的舉足輕重影響力，學者專家的專欄也常見諸大報要聞版，對於台灣社會走向影響深遠。

　但隨著台灣社會自由多元、民智大開，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早已大幅消退。即便是頂著諾貝爾獎光環的李遠哲，也在藍綠長期對立、社會嚴重撕裂下被徹底耗損；各類學者專家早就失去一言九鼎、動見觀瞻的巨大社會動能，學者專家的意見集體退位至各報讀者投書版，再也無法擦亮昔日知識份子引領風騷的金字招牌。

葉啟政在這樣的時空轉換下反省知識份子角色，毋寧具有更深刻的社會變遷觀照意義。不論在學院內外，知識份子是否仍如葉啟政所言，因為使命感太過沈重而有著「一不小心就會造孽」的風險？當前知識份子能否真正體會，葉啟政念茲在茲的「嚴守分際而不具煽動蠱惑作用」基本倫理？

此時此刻，台灣社會更應該問的問題是：有多少知識份子能像葉啟政一樣謙抑自制，如其退休感言中陳述：「一直以此引以為戒，期盼自己能夠克盡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識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而不至於誤導」？

儘管葉啟政的態度可能引來質疑其「退縮」與「消極」的評價，但不容諱言，在自我膨脹與反躬自省之間，台灣知識份子顯然還有很多重要功課要做。葉啟政提出的問題，台灣知識社群已經準備回答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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