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報積欠薪水停刊、中央日報熄燈走入歷史、中國時報解雇工會幹部，最近這三起媒體勞資爭議，一方面見証媒體經營環境的艱難，另一方面則彰顯資方以不景氣為名剝奪勞動人權。身為媒體勞工及中時工會小組長，在此呼籲各界重視這三起媒體勞資爭議。  

　我在前一陣子接連於此部落格、中時電子報「網路主筆室」為文，聲援遭到台灣日報資方解雇的員工自救會會長林朝億、總幹事林慶祥。台灣記協、台灣勞工陣線、媒體觀察基金會等團體更多次呼籲台日資方拿出誠意解決問題，並要求相關主管單位出面保障基本勞動人權。

　當時我衷心希望台日能夠度過危機，不再讓員工失去最基本的工作尊嚴，無奈最糟糕的狀況還是發生了。台日資方積欠員工薪水長達半年後，因勞資協商破裂決定停刊五天，如果六月十日前無法找到新買主，自救會將要求社方協助員工向勞政主管機關申請墊償基金與失業補助金。

坦白說，受到台灣經濟衰退、廣告大餅萎縮、電視台與網路興起、閱報率下降、蘋果日報衝擊等多重因素影響，台灣報業經營愈來愈困難，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會有人天真地以為，台灣報業在短期內能夠止跌回升、走出寒冬。

　但是，不論媒體經營多麼困難，欠薪長達六個月這種惡質行徑，早已超過合理的「共體時艱」範圍。台日資方容或有難言之隱，但台日員工的家庭生計怎堪長期摧殘折磨？去年底中時晚報停刊令人傷痛，但中時報系終究提出比勞基法更優惠的條件進行資遣。因此，不論是否找到新買主，台日資方都應該給多年辛苦賣命的員工一個合法與合理的交待。

　中央日報走入歷史，則讓我想起台灣記協成立前的一段往事。

　早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以「九０一小組」召集人身份積極催生台灣記協時，該小組即已完成兩份調查報告，認為中央日報違法解雇台北記者蘇諍、民眾日報違法將新竹記者陳建佳調職。

  為了抗議中央日報社方的粗暴動作，我在當年十二月五日與楊汝樁、蔡崇隆、陳香蘭等同業前往八德路中央日報大樓，要求社長唐盼盼讓蘇諍復職，並代表九○一小組遞交「我們抗議蘇諍遭受不合理的資遣」聲明。

　我擔任第一屆記協會長後，記協提撥「記者保護基金」、委請義務律師協助蘇諍等同業進行勞資訴訟，記協幹部還曾陪同蘇諍開庭。當時自立報系違法將工會幹部袁孔琪調職，記協更與自主工聯、台北市產業總工會、大傳媒體工會聯合會、自立報系工會等進行聯合聲援行動。

　沒想到多年之後，中央日報竟面臨熄燈打烊命運。國民黨財務困難固然是中央日報停刊主因，但從中央日報工會強調遭到資方欺瞞、不排除後續抗爭看來，國民黨有沒有善待中央日報員工，仍應接受社會檢驗。           

    至於中時日前解雇工會常務理事、在中時工作十八年的陳文賢，雖然資方準備七十六萬元資遣費，但一來曾獲頒中時及台北市政府「模範勞工」獎牌的陳文賢已充分表達繼續工作意願，二來陳文賢一直是中時工會重要領導人，此舉已引發中時工會強烈抗議，資方是否打壓工會幹部亦應接受公評。　　　

　我加入中時工會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推舉為小組長，很慚愧因為新聞工作纏身未能多參與工會會務，但我長期認同工會理念、肯定工會存在價值，並曾於「目擊者」雙月刊撰文強調工作權是專業尊嚴的基礎，及專文介紹日本讀賣新聞的「工會春鬥」。

　其實，記者同時存在兩個無法分割的身份：一、專業工作者，二、勞動工作者。但說來諷刺，記者常常替別人打抱不平，對新聞同業遭到的不平待遇卻多半冷漠；記者常常要求別人反省，卻很少認真檢討自己所處的傳播環境。

　我認為，愈是艱難的環境，新聞同業愈需要相濡以沫；只有工作尊嚴得到確保，才能談得上專業尊嚴。否則，在台灣「報報相護」的媒體陋習中，如果連新聞工作者都不在乎自己的勞動人權，還會有誰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