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家子, 敗家女, 台灣社會最痛恨。

可是在文學之中, 敗家子和敗家女的血淚史,

卻是歷久不衰的好題材。

希臘悲劇裡那些敗家子和敗家女,

至今人們津津樂道。

曹禺的名作《雷雨》, 也都是描繪敗家子和敗家女。

(此作很明顯效法／效尢希臘悲劇)

說不定我們一直無法自制地喜愛敗家子和敗家女呢, 只是不敢承認。

伊底帕斯王之後

──閱讀周芬伶的【妹妹向左轉】、【浪子駭雲】

寫於2003年8月

為周芬伶小說代序, 二魚出版

            周芬伶的【妹妹向左轉】和【浪子駭雲】都是妙不可言的小說。既然不可言，我並不打算透露故事玄機，而要故意繞個圈子談。

兩篇合而讀之，讓我聯想起希臘悲劇的伊底帕斯王家族。

話說伊底帕斯（Oedipus）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了自己的親生父親，還娶了自己的親生母親，成為新王。他和妻子生下了兩男兩女。既然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母親，所以他的兒女也是他的兄弟姐妹。上天不滿人世的亂暴，瘟疫在王國降臨，伊底帕斯才逐漸發覺自己被命運捉弄。真相大白，母親／妻子自盡，而伊底帕斯王刺瞎自己的眼睛，自我放逐至異鄉。

佛洛伊德提出「伊底帕斯情結」（亦即「戀母／恨父情結」）一詞，即衍生自這個故事。在佛洛伊德的情慾布局中，父親，母親，兒子（而不是女兒）三者組成三角形：兒子愛母親，想要從父親手上奪取母親，但又畏懼父親的處罰，只好模仿父親，希望自己來日可以奪取父親的權威位置。

不過我並不是要談伊底帕斯王本身的故事，而想將注意力轉移至伊底帕斯王「之後」，也就是他的「孽」種：伊底帕斯王留下的女兒兼姐妹，以及兒子兼兄弟。孽種之中，姐姐安提岡妮(Antigone；此字的原義為：絕子絕孫)最為有名：在悲劇【安提岡妮】中，她夾在人情與律法之間，和妹妹決裂，為兄弟送終。

【妹妹向左轉】和【浪子駭雲】之中，看得見安提岡妮的身影。兩篇小說的敘事者都是看起來乖巧嫻淑的姐姐，觀察左派叛逆的妹妹和驚濤駭浪的弟弟。像安提岡妮一樣，周芬伶筆下的姐姐像安提岡妮，也有一個妹妹，也有兩個弟弟。

我並不是說周芬伶書寫的兄弟姐妹剛好契合【安提岡妮】的角色組合──畢竟兩篇小說中的姐姐可能是同一個角色也可能是相異的兩人，小說中的台灣姐妹花並不像安提岡妮姐妹一樣決裂，兩個兄弟之中只有一個去世而不像安提岡妮的兩個兄弟相殘而死。再說，小說中的弟弟在電腦網路出沒，誰知道這個弟弟真實還是虛構呢？

雖說如此，周芬伶的主人翁仍然類似安提岡妮。她們都夾在人情和律法之間，進退維谷。小說主人翁的困局至少有兩層。第一層，妹妹弟弟在家門之外闖出轟轟烈烈的人生，而主人翁是妹妹弟弟與社會規範之間的安全氣囊。就算在人情上她可以諒解家人，她有責任在身（伊底帕斯王已經不在，她無法靠上一輩庇佑），要向律法交待。第二層，人情和律法的交戰也在主人翁心中進行。她有自己的七情六慾，也要面臨道德風紀的圍攻。就算家人可以化險為夷，姐姐卻未必可以安身立命。

社會規範像緊身衣一樣束縛了安提岡妮和周芬伶的主人翁，所以她們坐立不安，想要剝去身上的塑膠皮。難怪社會上的「正常」人覺得安提岡妮和姐姐都神經兮兮，甚至歇斯底里──殊不知，她們蛻皮蛻得很辛苦啊，像蛇一樣。

詮釋這層塑膠皮緊身衣的方式又至少有兩種。一，她們被迫扮演社會所期待的女性角色，而她們的壓迫者就是父權。的確，在安提岡妮和周芬伶小說中，父權的陰影無所不在。不過，二，她們也被迫扮演小老百姓，而她們的壓迫者就是警察國家。她們只要稍微不聽話，任何閃失都會被放大好幾百倍檢驗，然後準備被繩之以法。

雖然安提岡妮之類的女人都因為父權和國家而受難，然而吊詭的是，父權和國家也都身陷危機。安提岡妮，處在伊底帕斯王之後（一方面她是伊底帕斯王的後代，另一方面父王離世之後她仍然活著），父親兼國王不在了，繼任的新王也無法安頓家園。雙親不是理所當然的靠山，而國家機器也不是。也因此，周芬伶小說中的主人翁就要重新思考自己在親屬關係中的定位，在混沌時代中的公民角色。以往佛洛伊德所說的父母子三角形公式已經行不通了，而必須思考不一樣的家庭組合方式。在父王還在的時代，三角形公式只容得下父母子三人；在安提岡妮取代父王登上舞台的時代，姐姐不再被排除在三角形之外，而是其中的要角。

除了這個三角形之外，姐姐還要留神往上看──誰知道社會國家這塊天花板會不會蹋下來呢。

周芬伶時代的安提岡妮活得真命苦──不過再怨嘆也沒有用，畢竟伊底帕斯王已死。父王生前那段安穩卻壓抑的美好舊時光，大家都回不去了。

在兩篇小說中，不符合既有規範的親屬關係──用逐漸通行的詞彙來說，是「另類家庭」──不再屈居於看不見的社會角落。另類家庭和主流價值觀所肯定的家庭模式（一夫一妻外加模範子女）較勁卡位。形形色色的社會邊緣人（失婚婦女，同性戀者，變性人，精神病人等等）組成挑戰佛洛伊德公式的另類家庭，而符合佛洛伊德公式的家庭龜裂破功。周芬伶的小說並非狂想曲，她描繪的另類家庭已經是台灣社會俯拾皆是的日常事實。

不過我並不是說烏托邦已經實現──周芬伶的小說也並非在做白日夢──她刻畫的另類家庭，仍然像安提岡妮這個角色一樣，夾在人情和律法之間。在人情上，社會邊緣人找到溫暖的肩膀；在律法前，她們卻可能被驅逐出境。父權和國家雖然飽受危機，但是它們仍然具備相對強大的力量，小老百姓只要一閃神，還是可能被踩扁。

不過，周芬伶的小說人物並沒有被踩扁。雖然我們的時代肖似安提岡妮的亂世（瘟疫也處罰了我們），可是她的角色生命力旺盛，在人情和律法之間撐出空隙，非常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