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在今年過世。這位美國文壇的長青樹，在台灣最負盛名的作品是《抓住這一天》和《何索》。幾年前貝婁出版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拉弗斯定》，在美國文壇引起兩極的反應。

這本書有中譯本，由時報出版，書名改為《像他這樣的知識份子》。

喜歡貝婁的人有一種反應，討厭貝婁的人有另一種反應。要罵《拉弗斯定》一書，並不困難，因為它「政治不正確」：它絕對有種族歧視，也絕對有大美國主義，也好像有歧視同性戀之嫌。但是，因為這些政治不正確就完全否定此書，恐怕並不是很公平。

幾年前我偶然找了此書來看，甚至找了此書的「有聲書」來聽。（很多捲錄音帶，聽完全書還要花滿多時間呢。）因為聽了有聲書，所以才知道此書（以及書中主人翁）的名字該念作「拉弗斯定」，而不是「拉弗斯坦」。「ＳＴＥＩＮ」這個音節，有時念「斯定」，有時念「斯坦」。

貝婁死的時候，我第一次去芝加哥以及芝加哥大學──芝加哥是貝婁長期住過的地方，芝加哥大學是拉弗斯定這個角色的背景。如果我說我在芝加哥懷想貝婁，聽起來一定很牽強附會，又像馬後炮。不過，三月的芝加哥風雨交加，真的讓人刻骨銘心，難免讓人胡思亂想。

第一世界的國家寓言──回想索爾．貝婁

（原本刊載於《印刻》，２００５年）

許多人在為文紀念過世作家的時候，都忍不住提及辭世作家與自己的關係。可惜，美國文豪索爾．貝婁（Saul Bellow）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硬要牽強附會，我會說：貝婁過世的時候，我剛好身置芝加哥。

芝加哥風大，我躲進芝加哥藝術館，走過秀拉的＜在大碗島的星期天＞以及無數法國名畫，偶然撞見一幅猶太女子茱蒂英勇殺敵的古畫。很多猶太女子以茱蒂為名，包括享譽各國的酷兒理論學者茱蒂．巴特勒（Judith Butler）。

我馬上聯想起貝婁。貝婁生前最後一部小說是《拉弗斯定》（Ravelstein），中譯書名也稱為《像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書中主人翁拉弗斯定（一般認為在影射過世的政治學教授亞倫．布魯姆〔Alan Bloom〕；而台灣讀者熟知的文學教授哈洛．布魯姆〔Harold Bloom〕是另一人），是作風大膽奇異的芝加哥大學教授，收藏了這幅以宗教故事為主題的畫。在小說中，敘事者奇克（一般認為是貝婁的化身）很好奇拉弗斯定為什麼要收藏這樣血淋淋的畫。

奇克猜想：畫中茱蒂像男人一樣勇武，男與女的特質在茱蒂身上並存；而拉弗斯定是男同性戀者，卻不喜歡同性戀文化中的娘娘腔特質，所以男與女的特質在拉弗斯定身上交戰。小說中這個段落，與其說展現出拉弗斯定的同性戀本色，不如說是透露出奇克（貝婁化身）對於同性戀的好奇。

在芝加哥偶然看見的茱蒂殺人圖，未必是貝婁提及的同一幅畫──畢竟，不同畫家都畫過同一個宗教故事。但我仍然忍不住想起《拉弗斯定》。我有後見之明，認為茱蒂和拉弗斯定的關聯，不是只在於陰陽同體，也在於理直氣壯的喋血行徑。茱蒂手刃猶太人的敵人，而拉弗斯定身為美國總統布希炮轟伊拉克的顧問之一──喔，我是指十幾年前的老布希。

二ＯＯＯ年貝婁推出《拉弗斯定》，是當時文壇盛事：美國最負盛名的小說家之一終於又出書了，而且還是長篇小說。在美國，作家要出版長篇小說才算數，而短篇小說集通常不被認真看待。曾在台灣流傳的《何索》和《抓住這一天》，都是貝婁在幾十年前的舊作，而《拉弗斯定》彷彿迴光返照。

《拉弗斯定》展示貝婁小說的特徵：一，背景又是芝加哥。有人說，狄更斯的城市是倫敦，喬伊斯的城市是都柏林，而貝婁的城市是芝加哥。這一點，大概是美國讀者最熟悉貝婁之處。

二，人物（如敘事者奇克）又是那種讓人聯想起伍迪艾倫，吃盡人生甘苦，卻傻人有傻福的猶太人。這一點，應該是台灣讀者對貝婁作品的主要印象。

三，將「人」（猶太人）放進「空間」（芝加哥這個人吃人的都市叢林），就會看見貝婁小說的「美國夢」主題：在美國，就算是出身微賤的猶太人，只要肯努力，也可以白手起家。而美國夢這一點，是幾十年芝從美國到台灣的讀者向來津津樂道的。這幾乎淪為老生常談的三點，我將進一步討論。

貝婁「樹大招風」──這個成語貼切，但用起來有點尷尬，彷彿我在暗示：其他作家是無力招風的小樹。難免，他經常成為箭靶，被人認為「政治不正確」。他曾經說過：難道非洲也出過托爾斯泰一樣的文豪嗎？難道土著也出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大師嗎？──言下之意，他只往歐洲大師看齊，根本看不起第三世界的文學潛力。

（值得玩味的是，許多第三世界作家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知貝婁心中作何感想？）

貝婁的小說充斥大男人主義傾向，又炫耀高級知識分子的姿態；在性別和階級的層面，他特別引人非議。《拉弗斯定》一出版，一方面讓人吃驚：咦，貝婁這個老保守派也寫出一部同性戀小說啊？另一方面，這部小說又被某些評論家罵得狗血淋頭，因為書中的同性戀描寫「不夠正面」。評論家說，此書「物化」女性，同性戀者，有色人種，以及第三世界。書中的女性，都是兩位男性人物（拉弗斯定與奇克）身邊的女性，都嫻淑付出，毫無怨言；書中以「有色」眼光看待有色人種，嘖嘖稱奇對待有色人種的肉體，尢其拉弗斯定的男友──三十出頭的新加坡華人（書中再三強調此華人男子皮膚細滑，乍聽是在稱讚，但也有將此男子視為玩物之嫌）；書中將芝加哥視為文明聖地，而熱帶國家視為對立的蠻荒。

人們批判貝婁展露傲慢與偏見，這我都同意。不過，我並不希望猛咬貝婁不放──書中的政治不正確（如，「歧視同性戀」──但我本人並不認為此書對同性戀不友善），與其說是八旬老翁貝婁的問題，而不如說是結構性的問題。我想要檢視為什麼這個社會整體結構會讓貝婁出產一本又一本既得獎卻又引人非議的小說。

我建議，在回顧貝婁的文學生涯時，不妨整合「大都會」（如芝加哥），「小人物」（戴綠帽的猶太人角色等等），以及「美國夢」，然後將貝婁的各種小說讀作美國這個國家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國家寓言」（又稱為「國族寓言」）乍看很學術化，其實不難。國家寓言可以定義如下：如果一個作品（如小說，電影，舞台劇等等）可以讓人看出一個國家（或幾乎等同國家的一塊土地）的命運，那麼它就可以當作一個國家寓言。「寓意」就是國家命運。例如，雲門舞集的代表作《薪傳》就是國家寓言。

二十年前，美國左派文學理論名家詹明信（Jameson）曾表示，「第三世界的小說都是國家寓言」，結果引起軒然大波。詹明信發言的三個關鍵詞，「第三世界」／「小說」／「國家寓言」，都是爭議所在。有人說詹明信錯了，因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寓言不一定是小說（而可能是詩歌）；也有人說，第三世界的小說不該「簡化」成國家寓言，而可能是別的寓言（不一定和國家有關的）。相關爭議極多，我不擬細述。我只想指出：如果第三世界的小說可以讀作國家寓言，那麼第一世界的小說呢？貝婁──這位第一世界的小說家──的作品可不可以讀作國家寓言？

我認為可以，而且貝婁的作品全集特別適合被當作國家寓言來解析。也就是說，我認為貝婁的小說並非只在談「大」都會，「小」人物，以及美國「夢」，而也在陳述美國的命運：美國二十世紀承受資本主義狂潮再三拍擊。

資本主義的脈動和貝婁的文學生命交纏。貝婁說過，他早年「有幸」經歷了經濟大蕭條（the Depression），無「事」可做，只好獻身文學。而眾所皆知，貝婁又愛描寫小人物在大都會白手起家。請注意，「無事可做所以只好寫作」以及「白手起家竟然成功」都是特定政治經濟因素造成的結果，曾經在古早美國和昔日台灣出現過（在台灣，人們會提及王永慶等等白手起家的企業人士），但是資本主義轉型之後，現在的青壯輩幾乎不再可能重新實現同樣的夢想。

貝婁小說展現的菁英姿態，並不屬於世襲的貴族（不是歐洲皇室之後），而屬於黑手變頭家的新貴（暴發戶，幾乎成為美國文化的刻板印象，而芝加哥正以暴發戶聞名）。貝婁讓人覺得傲慢，是因為他散發「我很成功，是因為我很努力，而不是因為我有靠山」的訊息──這個訊息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不成功，一定是因為你不努力」。然而這種「我只靠我自己」的信念，是有誤差的：貝婁及其小說人物其實有靠山──亦即，他那一代的美國資本主義機制。如果改換時空，就算貝婁用盡個人才智，也未必出頭。

《拉弗斯定》正透露出貝婁世代的危機──美國的命運正在轉型，但昔日天之驕子卻不知道資本主義將要帶領大家往何處去。貝婁生前最後一部小說一方面顯示出白手起家暴發戶的養尊處優（拉弗斯定喜歡嘲笑法國文明的沒落，自以為是古希臘文明的繼承人），另一方面又曝露出這一代既得利益者的世代焦慮（拉弗斯定和奇克都面臨死亡；他們的接班人／繼承人不再是美國白種男性）。

老實說，既然美國可以取代法國成為新的文化霸權，那麼，美國有色人種取代美國國內既有的文化精英（如猶太人），又有什麼奇怪？

如果貝婁的盛年表徵了美國的樂觀：新興的猶太男人成為美國文化的舵手──那麼，貝婁的過逝，則意味美國未曾止息的轉變：更雜種的新血將強行新陳代謝，沒有人可以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