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了一些熱咖啡後，彷彿極地探險家展開雪橇之旅，顫抖著坐上深入市中心的電車，車子經過整潔的房舍，也經過成排的行道樹，樹後成千上萬彩繪的門上，有無數的銅扣閃爍著。而樹葉落盡，彷彿永遠地死去了。…﹂

十九世紀末，阿姆斯特丹運河冰封，被困住的英國商船隊長康拉德︹Joseph Conrad，︽吉姆老爺︾的作者︺，在︽海洋的鏡子︾︹一九０六︺中，描述他從船艙上岸，與有著玻璃屋頂的房子相遇，這棟房子就是今天的Krasnapolsky飯店。

　一百零一年後，我張大了嘴，抱著我的旅遊書，站在Krasnapolsky飯店門前，傻傻地仰頭尋找，玻璃屋頂在那？我的Krasnapolsky飯店就是康拉德的玻璃屋頂房嗎？﹁別管什麼康拉德了啦！﹂孩子一路推、一路催地硬把我推進了玻璃旋轉門，老老小小推著、擠著，進了電梯，﹁啌隆！啌隆！﹂大伙兒面面相覷，聽著電梯發出的聲音，驀地爆出一陣大笑，﹁這飯店有可能是康拉德遇見的玻璃屋頂房。﹂婉兒神色狡黠而嘲諷地做此結論。

　打從孩子學會走路開始，年度出國，成為家裡最重要的一件事，隨著孩子年漸長，他們也學著在各種書籍中，找尋他們想看的人和地，當然，泰半來說，﹁人﹂是肯定看不到的，但看到他們﹁認識﹂的古人或前人，曾經駐足的地方，也算是一種滿足。比方說，前年，拎著孩子遊歷莫札特的家，舒伯特寫出鱒魚的小餐館，婉兒喳喳呼呼看完之後，慎重其事地宣告：﹁我不學小提琴了，你讓我去學英文吧。﹂我錯愕地看著她，﹁幹嘛，好好的，不能兩樣都學嗎？﹂婉兒毫不退讓，﹁你想把我累死嗎？何況，看看人家莫札特，我還學什麼？別鬧了。﹂孩子有此自覺，只能順著她，沒旁的選擇，一趟旅遊，提前結束她的噩夢，不敢告訴她，其實也結束了我每周帶她上課，坐在教室旁聽她拉琴的噩夢。

　今年，照例還是讓婉兒挑著選著，來到阿姆斯特丹，和風車、木鞋、巧克力、鬱金香、甚至搶過台灣的蘭花、傲視全球的鑽石切工，關係都不大，只因為她要看﹁安妮的家﹂。咱們認認真真，讓東兒捧著地圖，一路騎著自行車，在這城市裡亂轉，還沒看到安妮的家，就看到滿滿排隊的人潮，晨昏三繞，沒見排隊的人潮少過，東兒當機立斷，門口照了張相，讓婉兒再說一次安妮悲慘的故事，別人的悲劇，卻成為旅人的遊興，想想確實無趣，同意東兒的提議，立刻打道轉往林布蘭故居，看畫家的鍋碗瓢盆和睡床，什麼都新奇。不過，出了門，又是一個想都想不到的結論：﹁那…梵谷︹博物館︺就不必再看了吧？﹂坐在林布蘭轉角咖啡館，聽著婉兒認真的要求，我和老姐笑得直不起腰來，這些人、這些事，對孩子來說，確實不大好玩。

　領路的東兒，悶聲不吭帶著大隊人馬，騎著自行車，胡轉一通，最後，他嘆口氣，﹁唉，真難找？﹂沿著運河邊，咱們船已經坐了一趟，自行車轉了不下三、五趟，他到底找什麼？﹁証券交易所啊！﹂有道理，期貨交易的概念，最早就是從這個以做生意聞名的城市開始，他想看老証交所，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只能寬慰他，﹁沒賺錢的命，就認了吧。﹂他笑笑，又繞了一圈，找到了高牆大門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卻還是狐疑著，﹁學校都藏那兒去了？﹂

　旅行，就是這樣，連迷路都好玩。坐在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我們的Krasnapolsky飯店前，看著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的人潮，左邊街頭演奏的是蘇格蘭風笛；右邊就有人激動咭咭咕咕不知發表什麼演講，聚集的人和鴿子都挺多；飯店後方隔著一條街，往巷子轉進去就是紅燈區，窗裡門裡是濃妝艷抹的女人，巷弄裡走動的多得是吸了大麻，走路東倒西歪，臉上表情彷彿哭笑不得，而褲腰帶繫都繫不住的年輕人。

　此刻，我們才從這裡頂有名的一家餐廳d Vijff  Vlieghen︹五隻蒼蠅︺吃完晚飯，這間餐廳有各式各樣的名人來此用餐，而且，夠有名的就有一張椅子，椅背上有面銅牌，刻著他們的名字，說法是這樣的椅子已經有三百張了，不過，貓王坐過的那一張椅子，被偷了。坐在一六二七年老建築裡，吃完相當不錯的料理，已是夜裡十點，天仍大亮，走回飯店，坐在廣場前，仰頭看天，盤算著何時夜幕才會低垂？掛著大太陽眼鏡的我，肆無忌憚地觀察著眼前的人群。

一腳踏進阿姆斯特丹，我沒撞見康拉德的玻璃屋頂房，卻撞見生命：豐盈或空虛、積極或頹唐的生命，在此交會，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