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愁

—從郭冠英事件發想                  文／郭中一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幾年前帶著妻兒回到安徽合肥—我父親來自的故鄉，許多人認為是落葉歸根。

　家鄉經由父親對我的影響當然隱諱而深刻，但是台灣這個環境在我身上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最近台灣本土化狂潮中，我常常對著聲嘶力竭的本土化口號啞然失笑。在那裡的就在那裡，沒有的呼喊也呼喊不出來，在我的眼中，本土化是無謂且無聊的。

　「我的家鄉在哪裡？」孩子曾經問。我以自己為例，生在台北、長在台北、大學時就學台南、服役時駐守金門、留學時長居美國，在這裡每個地方，都有我的回憶、我的朋友，想到家的時候，其實不是單一的畫面，而是多個交織的畫面。要我認同一個家，拋棄其他的家，是不可能的。我告訴孩子，形體上的家，隨時會變動。以二十一世紀的人，依戀一方鄉土，實在無謂，孩子未來安的家可能在月球、在火星，要他們安土重遷，那是束縛了他們。但是有個家鄉，是在他們自己的心量中、自己的想望希冀中的。

　《四郎探母》式的鄉愁，對今日交通便捷，家中成員又常因為求學、工作分居各地的現代家庭來說，已經只存在於想像中。余光中式的鄉愁，包含海峽阻隔、柏林圍牆所造成的鄉愁，於兩岸三通、冷戰時代結束後的現代，也不復存在，只能是文學的素材。但是在現代水泥叢林、人際網路中生存的人們，為什麼在光影交錯的隙縫中，不時會瞥見不名的愁緒呢？

　民國初年，國學大師王國維至頤和園投昆明湖自盡，原因眾說紛紜。王國維遺書中寫的一個詞是關鍵—「世變」。我們讀他最為自珍的《浣溪紗》中的一段：「天末雲同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風飛，江湖寥落爾安歸？」可以猜測他的自盡，或可以說是由於鄉愁，但絕對不是局限於斯土斯民的鄉愁。但他並非身在他國異鄉，何以會有無處可安身的強烈感受？並世齊名的大師陳寅恪為文《王觀堂先生輓詞序》專論其死，其聯則簡短賅括：「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由此發想，或許可以揣想，鄉愁何由而來，又如何能以尋根來抑遏消解這來如春夢、去似朝雲的愁緒。

　醉死頑生之民，渾噩茫漠；競騖名利之徒，窒塞聰明；中情之人如我輩者，縱非大澈大悟，清明時或於蒙昧中閃現。我們身處親朋好友當中，舉目所見，具是習見，生活不須多大思考，依著慣性前行即是。但是，或者是一日山河變色，或是自身有所體悟，而致「看山非山，看水非水」，舉目皆異，原因就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師有師道，親友相處亦有其道，至於路人，莫不相處有道。王國維、陳寅恪獨守道真，見天下相處不以其道，所謂「民國以來無義戰」，相識盡成陌路，雖仍是斯土斯民，卻不知鄉關何在？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的情境讓我們心中溫暖，得到安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感情，不是蜜裡調油、如膠似漆，而是心有所會，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所謂「尋根」，對我來說，尋的就是「人心之所同然」。是孔子說的「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也是莊子所說的「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未必相識，未必覿面，所會洵同，這樣的感情，就是一個終極家鄉的認同。所以《桃花源記》中素不相識，而能夠對無意誤入的漁民如此對待：「便要還家，設洒殺雞作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洒食。」桃花源不但是個「逃秦」的寄託，內中人所展現出的待客之誠和「怡然自樂」，不是一個理想家鄉的想望嗎？

　科學社會學中有所謂「六度分離」的說法，也就是我們如果將彼此認識定為一度分離，朋友的朋友則定為二度分離，以次，則全世界的人，都在我的六度分離以內。我們常說的「一表三千里」，就是這個意思。離我們千里之外，似無連結的人們，其實與我們相去不遠，我們傷了他們，就間接傷了我們的親朋好友。

　然則遠在千里，如何能夠給我們相關的人—所有包含在「六度分離」內的人予關懷？唯有從道，不問親疏，拋棄虛妄的階級劃分，濟老扶貧，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那是我們究竟的根柢，也是大家共同的家鄉。



注：
西漢末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批評當時的文學博士「專幾守殘，黨同門，妒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