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說：
唐的首都在長安，南北宋在開封、杭州，當時的官方語言是怎麼上口的，例如北京話的平仄是否符合陜西、河南的腔調？
我且舉一例，在《碧巖錄》、《景德傳燈錄》都有當時的大量方言，禪僧所
寫的詩也是這樣。語言的下手、上口是很要命的問題，有種橘逾淮為枳的尷尬，所以哪怕是用韻府之類的古書參照入韻、轉平仄，怎麼吟哦？
文學的傳承、變革、轉化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但如現在再寫，光語言這一關，就很難過得去。可否請教？
答曰：
於古典文學或者僅僅古典詩詞來說，這都是一個範圍浩渺如廣宇的問題。
請容我先舉一個例子：超越千百光年範圍以外的太空旅行會顯得極其不可能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經過幾代以上的繁衍之後，太空人的後代（當然還非得是太空人不可）在星際旅行途中所傳習運用的語言已經和這個藍色星球上的人所傳習運用的語言完全不同了。他們若得回來，恐怕會被視為外星生物。
這個說法也許有一點兒誇張但是非常適於用來說明語言在一時一地或一個固著性較高的族群聚落裡傳承會有特化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現象看成是方言的基礎。方言當然也有時間性──經過一段時間的融合、交流、互相有意或不經意的模仿──我們一定也聽得出來：新加坡／大馬華語、北京普通話、香港普通話和台灣國語都有不同的聲調變化。我個人甚至一直強烈地感受到大眾傳播工具在過去二十年來經由談話性節目所誘發出來的語言變化，其於細膩精微處之不同於二十年前的國語是很明顯的。
看似國語，實則是很多種不斷在彼此變化爭鋒掩覆推移的個別用語習慣的大融合，無時無地不在繼續進行著。這是我想首先說明的。
方言的變化既然有時間性，我們就不得不去找那些固著性比較高的方言去推求較久遠的時代以前個別字的音讀。閩語、粵語、客語──尤其是粵語──保留了較多較細膩的中古音讀，有人稱之為「中原音韻」之遺。也有的說法是所謂的「五胡亂華」之後，北方士族大舉南遷，將原先的語言「帶」到了南方。爾後一而再、再而三的遷徙，各地的「客人」始終保留了頑強的語言傳習與運用規模。但是北方各省在政權掌握和更迭的急速變化之下，不得不以人為之力強勢主導語言的固著。為了幫助「胡兒」（往往是新的統治或領導階級）更容易使用漢語，許多字音朝著同化、簡化、約化的方向前進。也正由於人為約定的力量大，非出於自然俗成，就大量縮減了發音方式的豐富性。入聲字消失了，清濁之別泯滅了、舌根音（ㄍ、ㄎ、ㄏ）便做了舌面前音（ㄐ、ㄑ、ㄒ）、甚至介音的省略等等。這些都足以讓古文古詩古詞的音樂性徹底崩潰，而「近於不可讀」。
但是，「近於不可讀」是不是就「破罐子破摔」索性不要讀了呢？這樣反而是文化上的「勢利」了。
我這些年來把多年以來的「正業」小說擱在一邊，大量閱讀和嘗試寫作一些根本沒有地方可以發表的古典詩，目的不是存亡繼絕，而是重新學習認字。讀某字、識某文，如此而已。就在藉由讀詩寫詩的過程之中重新體認另一個專業領域（古稱『小學』；即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內容。所以我寫詩，不是為了當一個詩人，而是為了當一個識字的人。
比方說Ying提到的這個「蛇」，還有「車」更有意思，分佈在三個不同的韻部──可以讀作「ㄔㄜ」、可以讀作「ㄔㄚ」、可以讀作「ㄐㄩ」──也就是一個字、一個音地在不同的詩裡遇見了、發現了、認得了，就記下了。如果說因為古今語不能通識通讀，也就是你所謂「語言這一關上過不去」就放棄不學，那是很可惜的。
起碼在我努力學寫舊詩的這些年裡，翻爛了好幾套大部頭的字書、韻府、詞林，外間世界讀詩寫詩的人一樣少、舊詩這一行一樣寂寞冷清，我只有三五個非常喜歡也不停創作的朋友，大家都不會想要出詩集賣錢，也不必然覺得應該推廣寫詩、甚或結交其他的寫詩人。因為我們相信：所有寫詩的人都應該有一個「無言獨化」的自覺。倘若難得有甚麼機會能把關於詩的體會跟人說一說，希望有人能耐著性子從平仄、聲讀、對仗、鍊字、鑄句來分享古典詩的浸潤，當然不會放過。但是我們都沒有更多的期待──這不是群眾的事，不是大我的事，不是公共的事。勉強比喻，像是荒山野地裡一所小茅舍，有三五會心人相互切磋些跟大世界無關的小學問，微有一點燈火，遠遠地看似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