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淚流滿面，我無法相信這是我們政府做的事！是誰設計的？是誰核准的？」「假如我是觀光客，我會馬上掉頭回台北，但我做不到，我有責任挽救這片土地。」
司馬遷的《史記》中，我最喜歡看遊俠列傳。
俠者，以武犯禁也，雖然是為不平之事獻身的人，但理論上，在一個有制度且重法治的社會中，應該是不容許遊俠存在的。只是台灣目前人謀不贓的環境，卻使得我們渴望新一代遊俠的出現。這種新時代遊俠是溫和的，但很堅定；是可以溝通的，卻能始終維持理想；是樂觀的，儘管一再受挫。他們行俠時，會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必要時還誘之以利，但就是不會訴諸暴力。
黃雍熙、廖惠慶這對夫婦就擁有以上所有特點，是我心目中最典型的「荒野遊俠」。
我和他倆相識十多年。在平日的印象裡，惠慶是略顯拘謹的鋼琴教師，雍熙則是在兩岸往返奔波的典型台商，一到假日卻搖身成了開著越野吉普車的滑翔翼國手教練。
這對夫妻，不但會逼當年念國中的女兒請假參加四天的野外活動，還會規定學生讀完徐仁修老師的書，才能被收入門下。但這些跟他倆日後行俠仗義的事跡比起來，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切都要從十年前的搶救東海岸事件說起。
花蓮，請不要再建設了！
十年前，雍熙和惠慶回鄉度假，行經台十一線。
台十一線是台灣最美的濱海公路，位在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內，倚著海岸山脈，俯瞰著藍色太平洋，沿線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珍貴的阿美族考古遺址，及五處因生態環境特殊而劃為自然保護區、禁止人為開發建設的海域。
這麼一條在自然景觀及人文資產上都彌足珍貴的公路，不是應該被全台灣好好呵護著嗎？
但突然之間，這條藍寶石公路卻被挖得面目全非。為了從二線道拓寬到四線道，綠色的山腳被開腸剖肚，美麗的太平洋海岸丟滿了水泥消波塊。台灣的最後淨土，在多數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悄悄地埋沒在灰色的水泥塊下了。
一切只為了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的一句話：配合產業東移，發展東部觀光業。發展觀光竟得以毀掉台灣最美的海岸為代價？偌大台灣竟容不下一條景觀公路？何況它車流量最高的路段也只有每二十七秒鐘一輛車，完全沒有拓寬的需要。意外目睹施工現場的雍熙，簡直無法置信：
「我不禁淚流滿面，我無法相信這是我們政府做的事！是誰設計的？是誰核准的？」
「假如我是觀光客，我會馬上掉頭回台北，但我做不到，我有責任挽救這片土地。」
除了錢很多，我們還有什麼？
雍熙是來真的。
台十一線拓寬工程，從無人關心無人聞問，到最後成為備受全國關注的議題，可以說就是這對夫妻一手推動的。荒野保護協會也為他們破了例，頭一次在抗爭性的環保運動中出人出力。
因為我們都被感動了。
雍熙丟下他在大陸的鞋廠，花了足足兩個月的時間投入這場救援行動。他寫信向公司合夥人請假，說要留在台灣保護花蓮，需要多久時間還不知道，若是他們不同意，他就把股份賣掉，辭掉工作，留在台灣為家鄉努力！惠慶也全力支持他，甚至到現在都還保留著這封信，日後提起，仍帶著驕傲。其實，把花蓮視為第二故鄉的她，早在雍熙回台灣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搶救東海岸的工作。
在那兩個月中，惠慶打了數百通電話、上百封傳真。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場公聽會中，她鼓起勇氣，發著抖問工業局長：「東歐人雖窮，臉上卻有驕傲，因為他們有文化和藝術。請問局長，我們除了錢很多之外，還有什麼？」
如今舊事重提，她卻取笑自己那時好像瘋了似的，整天捧著報紙，只要看到哪位政府首長有演講就跑去送資料、陳情。
但也因為這樣，她跟當時的經建會主委江丙坤接上了線，日後雍熙因此有機會到行政院去，對著由四十位處長組成的「產業東移指導小組」簡報陳情，而這正是延緩台十一線工程的關鍵。
台灣絕少有商人從事環境保育運動（雍熙常自嘲，這麼做也是為了要減輕內疚），雍熙以商人角色提供建言，在這場抗爭中顯得格外有力。返鄉之旅的第二天，他在回廣州鞋廠的飛機上，激動地寫下〈花蓮，請不要再建設了〉這篇文章，後來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在商言商，只用膝蓋想也知道在東部發展產業是馬尾穿豆腐──別提了！內需型產業在西部已是生存不易，到東部來是跟自己的鈔票過不去；外銷型產業在台灣都活不下去了，花東救得了嗎？今天即使政府獎勵我來東部設廠開公司，免利息信用貸款、賦稅全免，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台灣最流行的跑路……這些工程除了帶來工程利益的分贓及破壞自然的浩劫外，毫無產業價值。若是這些工程繼續進行，當它們完工之時，也就是東部觀光事業結束的時候了！惟有保護這塊美麗的土地才會有遠景，和永遠的觀光業。」
水璉河畔的頑童老師
十四歲以前，雍熙一直住在花蓮，大學畢業後又回鄉教了三年書。他是成功的鞋商，也是天生的詩人。看過他為故鄉所寫的文章後，你會知道，商人的現實計較和詩人對自然的關懷，是如何微妙地融合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愛冒險，愛幻想，還會千方百計付諸實現。初中時，他曾經一口氣養了一百多隻兔子，之後就整天想著怎麼讓牠們過得更快樂，於是幫牠們挖地道、蓋運動場，最後還因此被留級。三十多年前，他在花蓮水璉教書的時期，就創下兩個「台灣第一」。為了一圓飛行夢，他和學生一起用竹竿、尼龍布和電線仿製了一架滑翔翼，又找朋友幫忙開車拖曳，就這樣瘋狂試飛了一整個暑假。只是這架滑翔翼太重，每次都只飛了一下就重重摔了下來。那大概是台灣第一架滑翔翼吧！他也因此被尊為台灣滑翔翼運動的先驅，那光芒甚至蓋過日後他當上滑翔翼國手的成績。還有秀姑巒溪泛舟，也是他首開風氣，帶著全校老師一起搭橡皮艇漂流，結果沒幾下就翻了船，食物鍋子全漂走了，大家拖著溼答答的身子，靠泡了水的餅乾充飢，漂了兩天才回到學校，結果隔天學校宣布放假一天──因為所有老師都累壞了。
上體育課時，他帶著學生到海裡游泳，沒有氯氣，沒有水泥牆和消波塊，只有碧海藍天和五色彩石。那個年代的水璉溪口，是青悠的山脈隱沒在藍色太平洋中，是一帶綠水劃過潔白的礫灘，伴奏著阿美族姑娘耕田時所唱的山歌……。
惠慶形容他：「花蓮的河、海、山、天空及原住民朋友是他的鄉愁，返鄉教書那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聽了雍熙的故事，我終於可以體會，民國八十五年夏天，他當眾流下的那些眼淚的意義：「我不懂工程，但我知道我們絕對沒有權利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去毀掉幾十公里的海灘和美景，這是老天爺給的財產，人類和各種動植物世世代代都可享用的資源，絕不屬於哪個政府或是哪個財團的。」
東海岸的美景，有太多都已成明日黃花。幸運的是，水璉被保住了。
一粒種子的奇蹟
務請牢記，這塊地是聖潔的，務請教導你的子子孫孫，這塊地是聖潔的。湖中清水裡的每一種映象，都代表一種靈意，映出無數的史蹟，各式的記憶，及我們的生活方式。流水的聲音不大，但它說的話，是我們祖先的聲音。
──〈西雅圖宣言〉，西雅圖酋長寫給美國總統富蘭克林
台十一線事件後十個月，雍熙和惠慶接到電話，是一個水璉人來通風報信，說威京集團要在那裡蓋火力發電廠。這個人是雍熙當年的學生，當初也贊成台十一線拓寬。那時他倆不想為難學生，所以並沒有找他們幫忙，只留給他們一些剪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雅圖宣言〉。電話中，這學生說他現在終於了解那篇宣言，決定要站出來，保住自己的家園。
水璉既是禁止開發的自然保護區，又位於斷層帶，根本就不該，也不能蓋火力發電廠。然而事情已成定局，威京集團的勢力太龐大，甚至經濟部、縣政府都樂觀其成。
儘管面臨更艱困的一役，但搶救台十一線時累積的人脈和經驗，卻在這次發了威。站在他們這邊的，除了全村的人，還有立委、國會助理、媒體和學者，以及不計其數的各路英雄或明或暗地拔刀相助，尤其葉美青、廖美菊、許素桂、趙文通、林茂耀等人的投入，更又是一篇篇感人的文章。
終於，他們打了漂亮的一仗，這個荒謬的開發案被撤銷了。
事實上，搶救東海岸只是個起點。更重要的是，雍熙和惠慶播下的種子現在紛紛發了芽。有愈來愈多當地人不再站在工業開發這一邊，開始珍惜自己的家園；幾位我認識的生態悍將，也都曾受到他倆的影響；他們就讀台大森林系的女兒在耳濡目染下，現在也正投入有「台灣小瑞士」之稱的烏來桶後溪護溪行動。
現在，惠慶是荒野的常務理事，繼續捍衛荒野，並四處傳授環保抗爭的心法。雍熙則開始從更根本的問題──教育出發，運用搶救東海岸所累積的人脈，為政府工程單位催生了七場生態工法的課程；而他本人也成了旁徵博引的永續發展專家，常受邀去公務機關、學校上課。
那段時間的過度投入，使雍熙這位運動健將的身體幾乎拖垮，但他卻無懼於此，繼續為自己立了下一個行俠目標：解決台灣人口問題，讓這片土地上的人減少到台灣的自然資源能輕鬆負荷的程度。但是這麼龐大的議題要如何去推動？它可比台十一線拓寬、花東火力發電廠事件要複雜許多。儘管如此，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是解決台灣環境問題的根本辦法，也比任何事都值得投入。對雍熙，我總是滿懷敬意，也願意全力支持。
誰需要消波塊？
台十一線拓寬工程一開始最讓雍熙和惠慶痛心的，是大量丟置海岸邊的消波塊。事實上這種形狀像顆肉粽的水泥塊，在台灣十分普遍，每顆造價從五千元到數萬元不等，可見這些「肉粽」除了破壞景觀外，背後還有龐大的工程利益。
消波塊最早是二次大戰時，法軍用來阻擋德軍坦克車前進的保護塊。戰爭結束後，為了廢物利用，法國就把它們丟到防波堤周圍，作為護堤之用，後來發現效果不錯，就申請了世界專利，並促生了各種不同形狀的消波塊。
消波塊的功能是為了保護海岸不受波浪侵蝕。不過，它的形狀和拋置方式都需要因應個別情況，先經模型測驗，再進行彈性調整。但也有海洋環境工程教授指出，消波塊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因為它所形成的防波堤會使海浪產生更強烈的反射作用，反而加速底層的砂土流失，於是就得丟置更多消波塊，形成惡性循環。加上消波塊實在嚴重破壞景觀，所以有愈來愈多地方不再使用，甚至開始著手吊除從前丟置的消波塊。
只有台灣，仍然樂此不疲，從西海岸到東海岸、離島，消波塊愈來愈多，無所不在，美麗的海岸線一一消失，台灣簡直成了一座水泥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