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士托音樂節的幽靈總是在我們的上空遊蕩。四十年了。

這個音樂節結晶了搖滾樂被賦與的一切美好精神：搖滾客喜歡說，搖滾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反叛態度，而胡士托正展示了這些標語的具體意義，是如何在一個大農場上、在三天三夜中展現出來，因而為後來一代又一代、不同地域的搖滾青年，定義了搖滾音樂節的終極想像。

胡士托音樂節也濃縮了六零年代最美麗的姿態。嬉皮青年們在這裡向世界證明了至少在那三天三夜中，他們確實是愛與和平的天使。

美國，1969

胡士托的本質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在戰爭與暴力的漫天烽火中，建立一個「愛與和平」的音樂烏托邦，一個胡士托國度（Woodstock Nation）。

但事實上，他們只是時代的迴光返照，是不甘被打敗的嬉皮的最終奮力一搏。

因為六零年代後期，更多的是黑暗、死亡與血腥。

1968年，全世界在這一年爆發青年革命以及對革命的謀殺。在美國，主張非暴力的金恩博士和參議員羅伯甘迺迪兩個理想主義代表先後被暗殺。另方面，黑人民權運動日益走向暴力，黑豹黨和警察之間槍戰越來越猛烈。八月芝加哥街頭，爆發六零年代最激烈的警民衝突。而頭上帶著花朵的嬉皮早已被宣佈死亡：前一年在舊金山鮮艷的愛之夏，很快就崩解為混亂深淵。

1969年，整個六零年代的火焰彷彿要在時代終結前奮力燃燒。一月，共和黨的尼克森在宣誓就任總統，反戰運動持續高亢。春天哈佛大學三百名學生佔領校舍。五月在柏克萊附近的人民公園，警察和社區運動份子為了公園的使用權而激烈對抗，多人重傷，一人死亡。六月，學運激進派「氣象人」從 「全美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DS）分裂出，主張暴力行動。六月28日，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不甘於被警察長期騷擾的同志們起身抗暴，開啟了同志平權運動。八月初，吸引許多嬉皮跟隨的邪派曼森（Charles Manson）家族成員犯下嚴重兇殺案。

就在這一個灰暗的夏天，將近五十萬人奇異地參與一場關於愛與和平的音樂盛典。

那是1969年八月15日到18日。幾個年輕人看到搖滾樂已經在六零年代後期成為青年文化主要力量，看到愛與和平已然成為時代精神，所以在紐約州北方的胡士托小鎮附近舉辦一場「胡士托音樂與藝術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演唱會的陣容包括那個時代大部分的民謠和搖滾巨星，除了最重要的三個：滾石、披頭和狄倫：Joan Baez, Janis Japlin, the Who, Joe Cocker, Crosby Stills & Nash,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Jimi Hendrix。歌手們在舞台上日夜輪番上陣。

台下的年輕人在這裡相互微笑，在雨後的泥漿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體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實踐「做愛不作戰」。有人說，胡士托最大的特色就是什麼都沒發生。即使有五十萬人，且食物幾乎匱乏，但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與不幸。當地警長說，「姑且不論他們的服裝和想法，他們是我二十四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禮貌、最體貼和最乖的年輕人。」

胡士托成為一個反文化的邦城、六零年代青年文化最盛大的瑰麗展演，以及搖滾史上的永恆神話。

然而，胡士托的巨大，也徹底體現了搖滾樂與音樂節在青年文化、反叛、商業與政治之間的多重矛盾。

胡士托原本就是一場生意。即使後來主辦者願意拆掉圍籬，讓演唱會變成免費，但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和華納公司談好紀錄片電影版權，所以能獲得更大收益。

至於文化與政治，嬉皮或搖滾青年與新左派革命青年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爭論不休。到底嬉皮或搖滾所建構起的反文化，有沒有改變體制的革命潛能？

這個六零年代最盛大的音樂會正好是一個試煉。

新左派霍夫曼(Abbie Hoffman)很不滿意主辦者去政治化，因此決定解放胡士托，並希望大家聲援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運動份子JohnSinclair（他成立一個白豹黨，並深信搖滾的革命先鋒角色）。在樂隊TheWho表演時，霍夫曼衝上台去搶麥克風說：「你們怎麼可以在這邊爽，卻看著JohnSinclair只因為持有一點大麻而被捕。」但The Who吉他手Pete Townshend卻用吉他和靴子踢他，說「滾開我的舞台 」。

這是胡士托最著名的一段衝突，並常常被認為呈現了嬉皮、搖滾和新左派的分裂。但事實上，後來Townshend在接受訪問時說他當時沒認出那人，以為只是有人喝醉跑上來鬧場。其實他同意霍夫曼所說的。所以搖滾客和革命者之間還是曖昧的。

也有人刻意要在歌曲放入政治。例如瓊拜雅在現場唱起工運老歌”Joe Hill”，並強調這是一首關於草根組織的歌曲，她顯然是要提醒嬉皮們抗爭仍要繼續。至於Jimi Hendrix用魔鬼般的電吉他彈奏起美國國歌 ， 不論他的目的為何，這顯然已經是最政治的姿態。

胡士托城邦的組織者宣稱他們尊崇自由、反戰和民權的理念。只是，如果他們只是將這份愛與和平限縮在舞台上下，他們還是無力反抗大時代的桎梏。

胡士托結束之後幾個月，1969年十二月4日，黑豹黨成員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擊斃。兩天後，加州阿特蒙的滾石樂隊演唱會上， 一人在騷動中被保全「地獄天使」刺死，為六零年代搖滾的恣意縱情劃下悲劇終點。然後搖滾樂演奏起哀戚輓歌：吉他之神Jimi Hendrix、The Doors主唱Jim Morrison、嬉皮之後Janis Joplin都在一年內死亡，他們都是二十七歲。

顯然，胡士托只是草地上與泥漿中建立起的一座解放的城邦，是天真嬉皮們進行的一場華麗的冒險，但卻未能扭轉時代繼續向黑暗墬落。 他們只是想天真地逃逸出體制，而未能改變綑綁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政經權力。他們沒有阻止戰爭，沒有改變美國種族主義。所以，胡士托國度很快地崩解了，並且，反叛王國的子民成為新市場的消費者。他們，或者他們的後代，在各種音樂中或演唱會上享樂玩耍，購買嬉皮文化與另類文化的商業產品，而不需要有任何意識形態。反叛的烏托邦背叛了自己。

當然，胡士托青年們構築起的這座小小城邦，並未隨著他們離開那個巨大農場而被荒棄在歷史中，而是進入後來每一代搖滾青年的集體意識中，不論是他們留下的夢想，或是那些灰燼。

台灣，1969到2009

1969年時的台灣並不真正知道遠方有一場如此渺小又巨大的文化革命。

因為彼時的文藝青年們在電台中，聽到的都是排行榜音樂。駐台的美軍是他們一個認識世界的重要窗口。美國大兵們帶來搖滾唱片，帶來美國「滾石雜誌」、「生活雜誌」(Life)等。台灣滾石唱片創辦人，1970年從大學畢業的段鍾沂說，他們要到七零年代初期才知道有胡士托，但瞭解後深受震撼。他雖然不一定喜歡Jimi Hendrix或Janis Joplin的音樂，但卻在他們身上看到反體制、反權威的姿態，也逐漸瞭解搖滾樂是憤怒的，是反戰並關注人權的。

七零年代初台灣的搖滾青年確實深受六零年代年代嬉皮文化的影響，不論是服裝造型或是生活態度。當時台灣警方甚至會在街上逮捕長髮青年或其他奇裝異服者。

1975年，段鍾沂和兄弟辦起一份中文的西洋搖滾雜誌「滾石雜誌」，後來創辦了滾石唱片，也和後來魔岩唱片的張培仁等人辦了台灣最早的搖滾音樂會Taipei Jam(1979)。但那時，台灣還沒有大型音樂節。

要到九零年代中期，才在島嶼南方和北方同時出現兩個搖滾音樂節，臺北的「野台開唱」和南方墾丁的「春天的吶喊」。「春天的吶喊」幾乎是一個迷你版的胡士托。在那裡，人們不只是聽音樂，而是帶著笑容，牽著情人的手，躺在草地上。破爛的舞臺旁，是年輕人自己擺的各種攤位，從手工工藝品到幫人剪髮。樂迷和樂團沒有界線，是一個共同的社群。這是一個微型的反文化烏托邦。

但幾年後，台灣的音樂節越來越巨大，越來越商業。「春天的吶喊」不再是搖滾的吶喊，而是陽光少年與辣妹的歡呼。更多商業組織在附近舉辦了更盛大光鮮的音樂party。2000年開始，在北海岸出現了也是以獨立音樂為主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節，並讓人有海邊胡士托的錯覺。但這活動在更大的商業贊助和官方支援下，很快地地吸引了二三十萬人次。更多去的人不是為了音樂，而是去享受陽光、沙灘、啤酒，當然更不是為了什麼相異於主流的反叛態度。許多專業的搖滾客不喜歡海洋音樂節，寧願去收費的「野台開唱」，因為那裡是真正的搖滾樂園。

無論如何，在台灣，音樂節成為更專業的搖滾競技場、結合創意市集的青年樂園，或是地方政府和商業體制賺取政績或金錢的機器，而很難再是任何反文化的地標。

中國，1980-2009

照樂評人張曉舟的說法，大陸人直至1980年才通過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一書第4冊知道Woodstock，「這部汪洋恣肆的巨作震撼了剛剛走出文革時代的一代中國知識青年——但直到1980年他們仍然不知搖滾樂爲何物」。

並且如同台灣，也是要等到很多年之後，中國才開始出現具有胡士托影子的大型音樂節。這當然是迷笛音樂節。

在顔峻2002年的文章中寫到，早期的迷笛音樂節讓「我們」誕生，讓一個新的中國的青年文化誕生，讓他感到「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在他這篇文章中，他多次對比美國的胡士托，顯然幽靈總是不散）。這的確很像台灣樂迷對早期「春天的吶喊」的感動。

然後，迷笛逐漸從一個搖滾黨羽的秘密基地，轉變為青年狂歡的陽光樂園。不只是迷笛，在北京，有了更「潮」、更強調青年創意文化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今年的草莓音樂節。而如同台灣各地方政府搶著辦音樂節，大陸全國各地方也是不斷湧現各種音樂節。於是，邊緣成為主流，反叛變成娛樂。

當然，在中國的問題是，青年們被迫噤聲。我曾在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迷笛音樂節：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Woodstock？」，文末曾預言這樣一個日益壯大的搖滾社群，即使他們只是如胡士托般侷限在草地上，但可以被容忍多久？果然在去年，一向在五一舉辦的迷笛，不准在奧運前舉辦。

而若胡士托如果年復一年辦下去，想必也不可能持續反文化的神聖光環，而只能還原到其商業本質吧。1994年舉辦的二十五週年紀念不正證明瞭神話的複製只能是一場庸俗的荒謬劇嗎？

當年，天真的胡士托世代青年試圖要用一個激進但可愛的姿態表達不同的聲音，但終究沒有能改變那個時代，而是逐漸被體制吸納。

在台灣與中國，我們看到音樂節同時更高亢與更沈默，看到其如何從搖滾青年的反文化基地，逐漸節慶化、商業化、消費化，但似乎卻越來越難看到不同的態度。搖滾青年們還有任何另類的烏托邦夢想嗎？

我想是有的，因為我們還是可以偶爾聽見在華麗巨大音箱背後，有一些新的噪音與不滿，雖然此時可能迷濛微弱。

無論如何，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除了在這裡遙望胡士托，更要探尋屬於這個時代的音樂，屬於我們的青年文化。

（本文部份內容刊登於印刻雜誌八月號胡士托專題、中國「南方週末」。此文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