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那天，蔣捷連剛在前一天過他的十七歲生日。這名年輕人可能喜歡讀詩，或者喜歡聽崔健的搖滾樂；也可能心中有暗戀的北京女孩。你知道的，一個十七歲男孩的青春。

四月，胡耀邦逝世引起北京學運，蔣捷連也沸騰起滿腔熱血，常跑到北大、人大看大學生貼出的民主大字報。5月17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蔣捷連參加了北京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中學生第一次集體走上街頭。5月19日李鵬發佈戒嚴令，京城一片肅煞，但人民意志依然高亢。

6月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播出「緊急通告」，要市民留在家中，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這個十七歲的男孩擔心廣場上大學生的安危，不聽媽媽勸阻，不惜從廁所爬窗而出，騎車前往天安門。那是夜晚十點半。

十一點十分左右，他在北京木樨地遭遇對人民瘋狂掃射的戒嚴部隊，冰冷的子彈貫穿了他的年輕身軀。他的媽媽再也見不到他。
像蔣捷連這樣的哀傷悲劇還有幾千個。那一晚，他們理想主義的熱血變成地上盛開的鮮血。

八零年代的中國是中國的理想主義年代。改革開放伴隨的是思想解放：陳凱歌拍下了「黃土地」，崔健在眼前蒙起一塊紅布唱起「一無所有」，知識界開始激烈辯論政治經濟改革的方向。更多市民開始抱怨政府腐敗，批評既得利益，且他們開始相信人民的力量或許可以一點一點改變中國。

於是，他們搖著大旗走上街頭。他們甚至浪漫地以為可以構築起人牆，阻止軍隊前往天安門。作家余華說，打從他出生就不斷聽政府講「人民」這兩個字，但到那一刻，他才終於知道什麼叫做「人民」的力量。

然後，那一天，人們遭遇到國家以坦克輾過、以槍砲掃射他們，這個國家自己的人民。

接著是死亡、受傷、逮捕、流亡，以及一個安靜而沒有噪音的時代。

這個數字，8964，開始成為一組最神秘的禁忌（台灣人應該懂的，多年前的一場大屠殺後，那個數字同樣成為一個不可言說的政治密語）。那一晚，或者那兩個月，成為那個國家歷史上消失的日子。那些早逝的青春成為國家眼中的反革命份子，成為不能被紀念的逝者。人們只能保持噤聲。

然而，丁子霖，蔣捷連的母親，卻不甘於就此沉默。畢竟，那是他死去的獨子啊。原本六四之後，丁子霖無法割捨對共產黨的情感，以為中共會有人糾正錯誤。但她等到的是，中共對他們這些天安門家屬的監控與打壓。

如同在阿根廷，那些孩子被獨裁政權神秘綁架逮捕的母親們，組成了「廣場的母親」來追求正義，丁子霖和其他二十幾位同樣心碎的母親也組成了「天安門母親」。他們彼此支持，在子女忌日時在他們倒下的地方默默哀悼。他們更勇敢站出來，主張死難者家屬有權悼念死難的親人，公開呼籲釋放被逮捕的政治犯，呼籲政府公佈六四真相、追究事件責任。他們要為死者爭取正義，為生者爭取權利。

天安門母親們成為中國二十年的黑色荒謬默劇中最宏量的聲音。

但二十年來，天安門母親中的許多人已經過世了。他們來不及看到子女的理想被平反，來不及看到子女的理想被實現。而這些目前仍建在的天安門母親，又有多少人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這些呢？

這一週，從天安門廣場到虛擬網路世界，中國政府的控制更加森嚴。而丁子霖在六月三日這天晚上，計畫再一次走到木樨地，悼念他如今應該已經是三十七歲的兒子。（雖然寫稿此刻，不知道她是否能順利成行）。

此刻丁子霖當然是哀傷的，但我深信她也是為兒子感到深深驕傲的。正如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下的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 

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 

刻印在歷史的永恒記憶裏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原文刊登於中國時報2009.06.04，此處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