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巷中的一個小酒館，我和一位中國NGO參與者喝著台灣啤酒，談起中國的變革。曾參與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的他說，六四之後，很多人因為無法在體制內找到工作，所以紛紛「下海」從商。今日不少重要企業家都是八九一代。

我問說，是不是八九之後的政治高壓氣氛，讓八零年代燃燒的理想主義倏地熄滅，此後中國進入一切向錢看的犬儒時代？

他說，不不不，那些埋在心中的理想其實從未死去。這批企業家如今很多都以不同方式參與社會，實踐他們曾有的青年理想主義，例如對環保的關注等等。

他們的軌跡正部份地說明了三十年來中國的變革。

八零年代確實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各種噪音眾聲喧嘩，不論是思想上的爭鋒，或是搖滾與詩歌的激盪，都不落人後地扛起社會啟蒙的大旗。八九之後的九零年代，隨著一代人的夢想與激情被血腥鎮壓，隨著鄧小平南巡後市場經濟成為新的時代精神，那個十年成為一個「安靜的年代」------人們在政治上安靜地噤聲，但在市場 上飛躍著（而不再是慢慢摸著）石頭過河。

進入二十一世紀，原來只在市場上熱鬧喧嘩的中國，再度開始進入社會騷動期。但這時，除了知識份子的理念爭鋒與行動，還有了更多來自底層的抗議聲音。維權運動開始一波接一波出現，律師和維權人士用更公開的姿態捍衛弱勢者的權益，要求法制、民主與自由------高峰是去年底的零八憲章有近萬人公開連署；體制的腐敗 、剝削和地方治理的無能造成每年數萬件的地方抗爭、騷亂（中國稱之為群體事 件）；八九世代逐漸在不同社會角落掌握主流位置，不論是企業、學界或是媒體，並用不同方式實踐年少的理想；越來越多媒體積極調查報導社會真相，要求政府負責、透明、重視民意；網路上，知名作者和更多不知名網友在巨大的防火牆下穿孔鑿洞，提出政治與社會批判。更關鍵的是，許多這些理念接近的NGO工作者、維權人士、律師、知識份子、公民記者、藝術家，逐漸形成一個非正式網絡，在體制內外彼此支援。

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的確越來越高漲。去年奧運期間，北京設立了示威區，雖然大家都知道是笑話，且申請示威可能會遭到公安騷擾，甚至有兩位七十多歲老太太因為提出申請而被判勞教，以致於最後沒有任何合法示威的案例，但終究還是有很多人去申請。這充分說明了人民會積極爭取他們的權利，不論是透過上訪請願、法律申訴、簽名連署、或者用集體散步取代遊行，甚至透過暴力（不論楊佳的絕望襲警或是地方的屢屢騷亂），而這常常是為了跟政府「討一個說法」。上週中國剛公佈新的人權行動方案，雖然仍然是修辭大於實質，但是這些規範卻可能成為未來公民行動的憑藉。

當然，這不代表中國的未來圖像是一片光明，人們可以癡坐著等待日出出現。黑暗的幽靈依舊如一片巨大迷霧籠罩著，並且隨時會吞噬那些想要撥開迷霧、追求真相的努力：就在這個月，男子吳保全在網上發文揭發地方政府違規徵地，而被以誹謗政府罪判刑兩年，成為媒體焦點新聞；更嚴重的是如面對政府始終未公佈川震中死難兒童的確切數字與名單，四川環保作家譚作人要以獨立公民調查方式找出那些一個個悲傷的名字，卻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當然，那個禁忌的數字，六四，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黑暗所深深畏懼的火光。

這是如今中國的現況。改革開放三十年至今，走過理想主義的八零年代，政治安靜的九零年代，來到當前這個騷動的年代，威權體制依然堅固但也更具彈性，但另一方面，公民意識確實更為茁壯，且少數反對者與改革者已形成一個日益堅韌的網絡，在一點一滴推進中國的民主與進步。

然而，我們仍然無從得知下一段歷史的進展。畢竟，八零年代的激盪中國，在那個時代最後一年，在坦克車的砲火下發生歷史風潮的大逆轉。此刻，二十年後的六四前夕，人們又站在這個巨大歷史門檻關注著：下一個十年，會是什麼樣的年代呢？

（中時專論2009/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