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中午，台北很冷，寒風中的自由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導演蔡明亮、林靖傑、吳米森、顏蘭權莊益增，藝術家陳界仁、作家馮光遠等一百多位影像、文字、藝術、劇場和音樂的文化創作者。還有眾人的焦點魏德聖。

他們是為了台灣的公共媒體而站出來。由於立法院凍結公視預算，並且要箝制公共媒體的自主性，所以這群創作者出來集體呼籲「政治退出、全民監督」。


他們之所以站出來，是因為誠如他們宣言所寫：「我們用影像、音樂、文字、裝置、畫筆，用雙手和想像力，去追求文化實踐的創新、多元與豐富。所以，我們特別能體會創作與表達自由的可貴，也特別珍惜公共媒體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累積文化資源、探求社會真實、保障弱勢聲音的深刻重要性。」

這個行動，媒體報導雖然很小，但是意義卻很重大。因為這可能是多年來第一次有這麼多藝文創作者，為了一個公共議題，不分政治立場集體站出來。

這場活動前的早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和其他NGO去以色列駐台辦事處遞交對於以巴衝突的和平聲明。在冷冽的氣溫中，詩人鴻鴻手持橄欖樹枝，念起了他的詩：「聞以軍退出加薩走廊」。

八零年代，伴隨著台灣激烈的社會運動去衝撞不同層次的體制、掀開各種社會矛盾，各文化領域不論是劇場還是藝術，都有許多作品試圖介入社會、反思現實。但是隨著社會抗議風潮的消逝，文化人似乎也漸與社會疏離。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台灣的文學、電影、音樂等，似乎比較欠缺對於歷史與社會的思考。

當然，文化和藝術創作應該有其自主性，而不是為政治服務。但是，如果大部分文化創作者都拒絕與公共領域，與歷史、社會對話，這必然反映出某種社會疾病。譬如在台灣，公共領域先是在威權體制下被壓制，而民主化後又一面遭受商業市場的擠壓，一面遭到粗暴藍綠鬥爭的非禮------這次聲援公視事件又被惡意抹為藍綠，就是最好明證 。這是這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力的貧困。

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國總統歐巴馬一月二十號的就職典禮上，黑人女性詩人伊莉莎白亞歷山大 Elizabeth Alexander將在現場吟誦她 的詩，讓詩歌進入美國的政治語言，進入美國人民的集體意識。

亞歷山大是美國史上第四個在就職典禮上朗讀詩歌的詩人。第一個是在甘迺迪總統就職典禮上吟詩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邀請詩人，當 然是要證明並且證明藝術與文學在國家圖像中扮演的角色，並且證明 一個國家的文化語言和政治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甘迺迪總統說，「當權力腐化人心，詩卻可以清淨人心」；「當權力使人走向傲慢，詩歌可以提醒人自己的限制；當權力窄化了一個人的關懷，詩歌卻可以提醒人其存在的豐富與多樣性。」
而亞歷山大能雀屏中選，當然是因為她的詩歌總是脫離不了種族與歷史；她自己說，她的詩常去質問美國歷史中最困難和棘手的一些問題。是因為她的詩歌具有千鈞之重，所以其可以攻佔政治。


當然，一個人，或幾首詩，是不夠改變政治的。有甘迺迪或歐巴馬那樣重視文化的總統固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創作者拿起他們的吉他、鏡頭或筆，去替蒼白的政治塗抹上顏色，去紀錄介入反映那已然繽紛的社會現實，用他們素樸的文化武器去對抗那些庸俗的政治權力。這才是真正的「讓想像力奪權」！


本文刊登於2009/1/20聯合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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