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羊，我的一個北京朋友，北京最屌的獨立唱片行白糖罐的老闆，最近搞了一個行動「我就是楊佳」。他寫下一篇文章作為說明，讓我一面看一面不停地掉淚。真的。
老羊是我見過最樸素、溫和但堅定的人之一。他在之前甚至自己在他的小唱片行辦了一系列地下影展，播放「自由城的囚徒」以及其他關於上訪的紀錄片。偉大的勇者。
他的部落格目前怪怪的，很可能是被動了手腳---什麼意思，你上去就知道。網上出現任何訊息，請不要擔心，一直ignore即可http://sugarjar.org/blog/]
为什么"我就是杨佳"？
2008年12月5日下午，我在家里上网看了几个小时的关于"杨佳案"的文章以后，找来一块薄薄的瓦楞纸板，用毛笔沾墨汁在上面写了"我就是杨佳"5个字，并自己举着这纸牌对着镜子，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6号，我把其中的一张照片经过缩小处理，贴在了我的个人博客。
这个网络举牌的动作，是一个持续的举牌行动的开始。从那天起，我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围内，经常性地携带着这张写有"我就是杨佳"字样的纸牌。我举着牌坐公交车、坐地铁、坐出租车；举着牌去超市买菜、去中关村购物、去香山远足；我举着牌去宋庄看影展、去建外SOHO参加活动、去798艺术区上班；我也几次举着牌到中戏旁边的蓬蒿剧场参加"焚琴煮鹤"的演出活动。
为什么"我就是杨佳"？
关于杨佳案，和我所知道中国的无数案例一样，都是雾中风景，可能我永远也看不到真相。真相不是不存在，或者人们不想知道。恰恰相反，一直有人在持续地追问真相，也一直有人试图揭开黑幕一角，放真相出来。但那只曾无数次出现的黑手再次出现，蛮横地将真相绊倒，五花大绑，快刀肢解，碾成齑粉，扣上黑锅，遮上黑幕；再放出一团一团的黑雾，遮天敝日；又纠集如蝗的五毛党，迅速地刷新视听，把真相打入十八层黑牢，不见天日。和遇罗克、林昭、右派分子、民运学生、孙志刚、郭飞雄、胡佳、王力雄、上访者、黑窑奴、太石村民、结石婴儿、蚁民、乌鲁木齐大火烧死的学生和老师、四川地震中死于腐败的学生、沙兰镇洪水淹死的小学生……一样，中国人生活在奴役和黑牢中。在我1971年5月31日来到这个世界以前，那只黑手就已经在疯狂运作了。由于黑手的遮敝，我消耗了30多年的生命和精神，才逐渐地接近到一点事物的真相。而这一点接近，仍需付出极大的耐心、决心、勇气、毅力和技术手段。这使我的生命充满悲哀：以为自己生而为人，可到了37岁时才发现自己生而为奴，生在一个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囚牢里，被黑暗笼罩了半生，并且可以预见的仍将生活在黑暗中，不知何时能得解脱，获得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自由。
杨佳案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折点，杨佳之死带给我严重的生存危机。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最后的一点信任和信心，彻底丧失了安全感。这个危机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逐渐累积形成的：从孙志刚到于宙再到杨佳，每死去一个普通的青年，我的安全感就随之丧失一些，直到彻底没有。
杨佳案是检验中国社会最有力的证据：
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到一个受了冤屈和侮辱的人，到一个申诉无门的维权者，到一个以暴易暴的刀客，到一个被"依法"判死的罪犯，时间那么短，情节那么简单直接。杨佳和怀疑他偷车的警察之间，杨佳和被杀死的警察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只是很小的事，导致了惨重的结果。杨佳母亲的遭遇更加让我绝望：一个清醒的正常人，一位合法公民，被失踪、被改名、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被强制治疗，而且是以国家政府、以执法者、以法律、以正义的名义实施的。而这也不是个案，中国有数不清的上访者、维权者，他们都曾经是普通的中国人，都因为权利被侵犯而受屈，都申诉无门处处碰壁，都被或明或暗地判为违法分子，都陷入过绝望……
是什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魔鬼培训，才可能把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青年，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里培养成慨然赴死的冷血杀手？这样的社会，一定不是人的社会，而是吃人的社会。不但吃了杨佳，也吃了6名警察，吃掉了我对国家、政府、法律、正义、公理、道德仅存的一点幻想。是什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社会法则，才可能以执法者的名义让一个合法公民莫名失踪，把一个饱受打击、处于悲痛之中的母亲，一个清醒的正常人骗进精神病院秘密关押强制治疗128天？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疯了的社会，是清醒者无从安身立命的社会。当林昭那样的觉醒者给我们照亮了黑暗的时候，我们闭上了眼睛，所以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黑暗中。杨佳的母亲她真坚强，面对整个疯掉了的世界，仍能保持清醒、保持理性，仍能保持抗争的勇气，了不起。
一个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丧失了最基本的秩序的社会，必然是孽生罪恶、邪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为人，每个人都将濒临绝境，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所有人都是社会杀人的牺牲品，所有人又都是杀人社会的维护者。
我不认识杨佳，但我和他一样，喜欢爬山，骑自行车，抗拒被警察无端拦住查看证件……杨佳遇到的，有些我也遇到过；有些没遇到，但我相信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比如警察打人，我没遭遇过但看见过，我相信警察会对平民施暴，就象我相信刀子捅进大腿会造成流血一样。警察和刀子一样，都是一种暴力工具。在这个由暴力集团控制的社会里，暴力工具绝对不会只是摆设。这既是经验的也是本能的，有大量的照片、视频、文字、和事实可以佐证。
我和杨佳一样，是这社会里最普通的一员，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在被权力侵犯的时候投告无门，只能做出绝望的挣扎。举牌这个行动，是我在濒临绝望的时候，在公共空间进行的个人表达。举牌有抗议的意思，因为沟通的困难，我只好上街举牌，举给那个高高在上的要抗议的对象。举牌也有一种决断的意思，因为退无可退，我必须要付诸一个简捷直接的行动，使自己在持续的被施暴过程当中暂时挣脱那种日常的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处境，以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能对强暴做出反应，还没有成为一块纯然的行尸走肉任人凌辱。举牌也有平常的意思，一个平常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手里拿了一块写了字的纸牌子，就象穿了一件写了字的文化衫，或者戴了一顶写了字的帽子一样平常，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勇气，也不必承担太大的风险、付出太大的代价。举牌是一个出口，是我作为成年人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正常举动，这使我免于走上极端的道路。
我把"我就是杨佳"看作是一次测量行为，列入我的田野调查计划"声学测量"系列。所谓"声学测量"，是通过一系列测量工具和测量行为，对人的话语权、话语方式以及在公共空间内的权力关系进行测量。简单地说，就是看看人们在说什么话、在哪儿说、怎么说以及说话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就是杨佳"准确地定位了我和这个社会、和身边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测量了作为个体的"我"在生存空间的真切现实。
在我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对杨佳案的真相保持关注和追问，直到真相大白或我的生命终结。因为这件事的真相一日不能大白于天下，我就一日不能信任这个社会，我就一日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安身、立命。
杨立才
200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