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一月初的某晚，野草莓學生在自由廣場上熱烈地用青春歌唱，在兩廳院中的一個小桌上，音寧、淑雯、陳雪和我正在草擬藝文界聲援野草莓的宣言。之前並非和這幾位都熟，但赫然發現四人都是學運出來的（and….純屬巧合的是，我們都是印刻作家）。
然後，導演陳文彬來了，林靖傑來了，作家運詩人來了；然後我們連署到不同領域的兩三百人。
讓我們幾個發起人更高興的是，之前可能大家彼此各自有關注的問題，現在似乎可以牽起彼此的手，一起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參與社會運動。
於是，去過三鶯部落的運詩人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帶我們去了三鶯部落，然後我們聯絡了三鶯部落自救會顧問江一豪，然後找了真正有媒體效果的知名導演與作家侯孝賢與朱天心參與上週五的抗爭。
然而，比起在第一線抗爭者或組織者，我們到底能以文字（或影像）做些什麼呢？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組織起來，推動文字工作者、或者文化工作者與社會實踐的對話。例如，我一直很佩服美國筆會的 model，作為美國最大的作家協會，他們很有意識地在推動言論與表達自由議題，並且積極聲援國際案例。
想法還在萌芽。
2.週日晚應舞蹈家賀蓮華之邀，去竹圍工作室參加一場小小餐會。主要是淡水地區的表演團體，如金枝演社、身聲演譯等十幾個人，他們組成了一個組織「藝合團」。聽他們講如何結合地方力量，形成對淡水的文化願景，很棒。
3.香港這幾年，文化工作者與社運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剛剛看好友廖偉棠寫了幾組詩，是關於楊佳、關於「墓碑」（一本關於中國五零年代大飢荒的書），以及關於零八憲章，深刻而動人。
不過，最讓我感動的還是他寫給妻子疏影的生日詩
我替你上紧了琴弦，我代你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