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博物館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建國神話，尤其是一個從革命起家的政權，都有一段苦難而偉大的歷史來感召人們，以維持革命的永久神聖性，以及政治權力的不可侵蝕性。
中國共產黨有長征的苦難故事，古巴的卡斯楚革命則有小艇搶灘和山中游擊的戲劇化情節。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原本是總統府(1913-1957)的哈瓦那革命博物館中，就展示著這麼一部偉大而傳奇的歷史。
1953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歲的律師卡斯楚率領一百五十人攻擊古巴聖地牙哥市附近的軍事基地。攻堅失敗，七十多人死亡，卡斯楚及其弟勞爾卡斯楚被捕入獄。在審判庭上，律師出身的卡斯楚激昂陳詞說明古巴需要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及社會變革。在他的辯護詞最後，他說，「譴責我吧。沒有關係。因為歷史將會赦免我」。他的預言是對的。
不到兩年後，他被獨裁者巴提司塔大赦釋放，放逐到墨西哥。在這裡，他遇到一個來自阿根廷、對革命充滿熱情的醫學院畢業生。他的名字是切格瓦拉。
1956年，他們率領八十人擠上一艘小艇，秘密從古巴東方的海灘上岸，又被殲滅大半。剩下來的幾十人帶著七把步槍，開始進行艱苦的山中游擊。
但三年後，他們日益強大，越來越多人加入他們的行列。1959年底，革命終於成功，美國扶持多年的統治者巴提司塔被迫流亡。
這艘承載革命傳奇的小艇名稱Granma(葛藍瑪)，後來成為古巴共產黨黨報名稱。而小艇本身則是在革命博物館後面的公園中，被一個玻璃建築包起來，人們無法靠近觸摸，只能隔著不乾淨的玻璃觀看。
是的，革命的偉大永遠只能在朦朧中被遠遠地膜拜，不能靠近仔細檢視，否則一切爛瘡醜惡都會逐漸浮現。
2.卡斯楚
對於卡斯楚和格瓦拉，我的心情總是矛盾的。尤其是來到哈瓦那這個他們倆被大量符號化的世界。
卡斯楚無疑是二十世紀的革命英雄。讀著他的傳奇故事，看著他在山中打游擊的豐富影像，你知道，這是真正革命者該有的形像。
那個時代，卡斯楚是所有理想主義者的英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從沙特、海明威到馬奎斯都是他的座上賓或好友。
但1971年，曾經高度讚揚古巴革命的沙特和一票西方和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識份子發表一封「給卡斯楚的公開信」，抨擊他鎮壓異議人士。在對蘇聯的幻滅之後，他們知道不能停留在另一個自我的社會主義幻想中。
的確，卡斯楚是二十世紀革命英雄萬神殿中最閃亮的星星，卻也是二十世紀在位最久的獨裁領袖。
雖然古巴遠遠比不上蘇聯和中國所戕害的生命，也比不上智利或阿根廷獨裁政權的殘暴，但這仍然是一個沒有人權，不容許批評政府的國家。
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從這個從光明和幻滅交錯的歷史中，提煉出那最原初、最純粹的屬於革命開頭的理想主義。
3.格瓦拉
還好格瓦拉離開的早-----不是說他離開人間的早（雖然也是），而是他很早就離開古巴的新政府。取得政權之後，他看到了革命者是不適於坐在辦公室研究貨幣政策（他是中央銀行總裁），他看到了革命終將被官僚體制邏輯吞噬並逐漸自我背叛化，於是他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去了非洲剛果，去了玻利維亞。
1967年，他在玻利維亞山區被美國C.I.A.逮捕，並於翌日立即處死。
肉身雖死，但他的形像卻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人像照片。冷戰結束後，他的照片似乎隨著全球化的列車，更全面地出現在各種商品上。
這是資本主義徹底顛覆掉共產主義的激進精神，還是反叛火花滲透入了資本主義，而能讓年輕人在尋求「酷」的過程中，在各式商品中接收到了秘密的政治訊息-----一如月餅中的殺韃子紙條，只要革命時刻一來，大家就會揭竿起義、推翻資本主義？
如今在哈瓦那，他的頭像更無所不在：路旁的政治標語，牆上的塗鴉，公安部大樓前的頭像，當然還有到處販售的T-shirt、鑰匙圈、明信片、和各種海報。到處你都可以看到格瓦拉的熊熊雙眸正在凝視著你，或者抽著雪笳的憂鬱雙眉眺望遠方。
也有不少和他有關的博物館。例如我們拜訪的地方是在與哈瓦那市區隔著一個海灣、西班牙殖民時期留下的堡壘；格瓦拉在1959年古巴革命後在這裡建造了一間辦公室，現在則是他的博物館。展示的除了歷史照片外，還有他打游擊的背包、收音機和手術鉗等各種用品。
如果我們對於卡斯楚的矛盾情結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政治獨裁者的革命者；對於格瓦拉的矛盾情結則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成為消費品當然不是他的錯。但是在他已商品化到俗爛的地步，沒有什麼紀念品會讓人想買。
但無論如何，他的確是一個真誠的、傳奇的革命者，是法國哲學家沙特稱為「當代最偉大的英雄」。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免俗地買下海報上他的臉孔、他的眼神、和他的精神，並且用這個精神去映照著革命後的權力機器的可能潰爛。
正如沙特和他的同伴們在1971年的公開信的最後所說，「我們重申，我們與當時指引著山中游擊鬥爭的原則站在一起，而這個原則是卡斯楚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語和行動所展現出的。」
是的，卡斯楚雖然遠離了革命，但革命不死。
（這是去年十二月去了古巴後，在中國時報專題中寫的文章。比較是散文風格，而非嚴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