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4年九月的紐約市，共和黨正在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總統提名大會。
場外，是近二十萬的抗議群眾。而在紐約市的各個角落，文字、音樂和油彩正把街頭當作巨大的劇場與畫布，進行一場美麗的游擊戰：數十個藝廊展出政治意味濃厚的畫作、裝置或數位藝術，紐約藝術重鎮惠特尼美術館也特別展出了從六０年代至今一系列檢視戰爭的畫作和影片。藝術電影院播放著反戰、反布希、反全球化的紀錄片。小pub裏，以自由、正義為名的演唱會每晚輪番發聲。在華爾街旁的公園中是鮮紅的碩大麥克風雕塑，讓每個人都可以大聲說出他的想法。在世貿遺址旁的大樓上，著名攝影師費里曼(Glen E. Friedman)在數排窗戶上排列出一組反戰與和平的訊息，提醒人們在感傷、恐懼與憤怒的同時，不要放棄對人道價值的信念。
在從曼哈頓往史坦登島的渡輪上，作家在朗讀荷馬的「奧迪塞」，而詩人們正在東村的聖馬克教堂吟讀著他們對真理的堅持。兩百個劇場組成了「劇場反對戰爭」聯盟，每日演出批判美國迫害人權的政治劇。美國當代重量級劇作家《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的作者東尼‧庫許納(Tony Kushner)特別獻出一齣尚未完成的新作「Only we Who Guard the Mystery Shall be Unhappy」。演出的片段是美國第一夫人蘿拉布希唸書給伊拉克孩童的亡魂聽。藝術家們組織了一個稱做「想像的藝術季──藝術、議題與理念」的活動。這個藝術季有超過一百二十場的各種表演、展出和座談，且在大會期間的每天都有一個主題：自由、社群、正義、民主、繁榮和未來.。
這只是近年來文化行動主義的一個微觀場景。
藝術介入政治與社會行動具有久遠的傳統，但在過去二十年，一種新的以文化結合行動主義(activism)的趨勢正迅速蔓延。藝術與文化生產不再只是要表達政治觀點，而是更直接的和社會運動結合。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末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八零年代以來，大企業的媒體廣告行銷手段更積極地攻佔人們的認知世界、多國企業在世界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形像）巨幅擴張，新自由主義則以唯我獨尊的姿態試圖成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再加上2003年以來的伊拉克戰爭，尤其是網路科技對傳播方式的改變，所以從巴黎郊區到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陣線，新的想像和新的媒介正不斷湧現，來對抗全球化和反對戰爭。在美國，自兩千年布希政府上台以來，更造成這個帝國的藝術內爆。
2.
文化行動主義的意義有兩層。一方面，社會運動的目的不僅是在促成社會制度的改變，也是在於意識、價值、理念的改變，因此傳統的社會動員和抗爭方式是不足夠的；社會運動的核心目標必須涉及文化的改造。更何況，文化創作---不論是影像、音樂或文學，往往比單純的演說、論述和口號更能讓人們接受的方式。
但文化的生產與流通所依靠的文化生產機器都是在維持既得利益或既存價值的再生產，更何況文化生產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中的準商品生產體制，所以文化行動主義必須建立獨立於商業體制或主流制度外的文化表達機制和傳播管道，並對於既有生產過程進行批判性的檢視。例如近年來獨立媒體indymedia.org的興起就結合了許多新的錄影工作者和其他藝術團體。如果文化產品必須藉由支配性媒介來表達，那麼他們必須是自我警惕藝術創作者和其環境（包括藝術產業）的關係。
文化行動主義的一種激進形式是近年來新興的文化反堵(culture jamming)。文化反堵的目標更是直接針對商業主義，以及流行文化的霸權；其目標往往是為了創造一種在企業自己創造的形像和其對社會帶來的實質負面後果之間的對照。這種行動的根源來自達達主義、情境主義（situationists），以及龐克音樂，其原則是將原本作為資本主義中主導文化支配工具的象徵、符號和標語等，進行翻轉、扭曲、再詮釋，以凸顯其荒謬性。正如六零年代情境主義哲學家Guy Debord宣稱我們處在一個「奇觀的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媒體模擬的社會已經取代人們的真實生活經驗，所以我們要奪回媒體，奪回意義的詮釋權。這是馬歇魯漢的名言：「媒介就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相對於一般的政治藝術，文化反堵更像是游擊戰。一種主要的形式是所謂的Adbusting(破壞廣告)，例如竄改他人的廣告看板、製造嘲擬商標的圖案（最常被反諷的圖案當然是麥當勞和星巴克---StarFucks）或街頭塗鴉。他們要挑戰為何有錢的企業就可以用廣告購買我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決定人們每天在路上要看到什麼？
提倡文化反堵最主要的雜誌就叫做Adbusters。這本以溫哥華為基地的刊物被視為被視為是CJ運動的旗艦刊物。
他們自稱是「一個由藝術家，行動主義份子，作家，學生和企業家組成的全球性網絡，以推動資訊時代的新社會運動為目的。目標是要推翻既有權力結構並轉變人們在二十一世紀的生活方式」。具體來說，是要減低廣告和消費主義對生活的影響，以及改變食物、服裝、汽車和文化等產業設定的議程。尤其是要扭轉人們與大眾媒體互動的方式，並奪回意義生產的方式。
3.
但這個雜誌也透露了文化行動主義的若干限制。2004年，Adbusters雜誌開始生產商品：黑色球鞋。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的實驗：每個購買鞋子的客戶都可以獲得公司的股權，而能在網站上參與決定如何處理販賣鞋子的利潤。
聽起來不錯。但這似乎模糊了反叛與商業的界線。事實上，資本主義商業體制本來就是不斷在吸納各種另類或DIY的文化，把原來的反叛能量被轉化為一種「酷」的形像，從而轉化為可以銷售的利潤。這可能是大企業收編新的反叛文化（或者是大唱片公司收編新的音樂形式-----這是龐克和grunge的故事），也可能是原本的反叛者自己開始營利。
除了Adbusters雜誌外，另一個重要例子是街頭塗鴉藝術。
這是過去十年來文化行動主義中最有創意的一個文化力量，其中最直接把文化反堵的精神和街頭藝術的創作者是Shepard Fairey。1989年，他先創作了André the Giant Has a Posse圖案，攻佔各大城市的角落，然後這個圖案/標語發展為「Obey Giant」，亦即以人頭圖案（這個人是以摔角選手Andre The Giant為藍本）為主，在旁邊寫上Obey的字樣。這個藝術計畫的目的就是要模仿、諷刺美國文化中無所不在的廣告商標，顛覆這種廣告的意涵。他之所以用Obey（遵守）這個字，就是諷刺這些政治和商業的宣傳是要人們遵守並順從這個體制。所以他所製作的這個圖案也彷彿是一個廣告商標；只是，這是一個不存在的品牌。
但這不再是一個不存在的品牌了。十年前以反叛姿態出現的藝術家，在九零年代末成為新的次文化偶像。他在九零年代開始推出一系列商品，尤其是販賣那些反叛偶像的logo商品（例如有瓊斯基、或黑豹黨頭像的T-shirt）。
不只是Shepard Fairey。許多成功的街頭藝術家，現在都成為商業體制的一部份：他們或是自營品牌，或是乾脆在街頭塗鴉下註明購買電話。因此，更新一波的文化反堵出現了----在這些大牌創作者的街頭塗鴉上潑漆破壞。在紐約，從蘇活區到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不論是Shepard Fairey或是另一個天王級創作者Banksy的創作都遭到潑漆（見照片）。
海綿般資本主義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跑，但是你無法藏匿。原本文化行動主義是一方面要挑戰資本主義價值（商業化、廣告宣傳），另方面是要顛覆鑲嵌在資本主義中的文化工業的生產邏輯，但最終卻可能不是被商品化邏輯吞噬。因此，不但政治抗議的姿態因為商品化而弱化，對文化生產機制的反叛也徹底崩解（如這些街頭藝術家現在都成為藝廊和博物館的座上賓），讓藝術與商業的緊張關係再度徹底展露。
當然，不是不能與國家或是主流商業體制的合作。七零年代的政治龐克樂隊The Clash或是九零年代的激進樂隊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都在主流廠牌下試圖維持自主性，透過他們的宣傳機器盡力散布他們的革命訊息。我相信Shepard Fairey也會說，透過他的商業行銷，這些社會抗議、反戰和激進偶像們的訊息會更被廣為人知。
4.
回到台灣，劇場早有社會實踐的傳統，音樂則是在過去僅有少數的創作者參與社會運動，而現在開始越來越多的集體行動（不論是拯救貢寮海洋沙灘或是樂生院），街頭塗鴉更是這兩年最富想像力的反叛文化。
但新的商業力量和政治力量已經開始試圖收編這股新興反叛文化。可幸的是，台灣的創作者還是維持很高的自主性，無論是以個體戶的創作方式或是在獨立廠牌下工作。另一個議題是，雖然相對於國外，我們的文化抗爭行動似乎較少如西方文化反堵行動直接顛覆商業邏輯和廣告文化本身，但那些國外行動似乎太過於採取後現代政治反抗的姿態，太強調符號與象徵的爭奪，而有讓當嘲諷、諧擬所製造的娛悅取代真正抗議的危險。
無論如何，文化行動主義的基本目標是要在傳統的抗爭途徑外強調文化鬥爭的重要性，但文化行動終究不能取代紮實的社會動員和草根組織工作（雖然現在可以加上網路這個工具）。這是搶救樂生行動中多重管道的結合，或者像生祥這些創作者始終和運動者站在一起，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文化行動主義者唯有與社會運動者產生有機的聯繫，才能夠不論是否進入主流商業體制/藝術建制，都能維持他們的自主性與批判性，也才能更有效地槌擊現實、改變社會。
註釋：本文刊登於典藏今藝術月刊2007年七月號。專題內容還有關於台灣文化行動主義實踐的報導，可以參考。
本文第一節濃縮自【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