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出席國際第四世界運動研討會演講辭，2009年8月26日法國）

誰的目光？誰的歷史？
           
        今天，我站在這裡，不免自問，我是以什麼身份、角色發言？我的敘述是否存在意義，或者，我所說的，只是和「我」無關的「他者」的歷史。　　
　　歷史正典是由有權勢者製作，也由其詮釋。關於窮人和受歧視者，受迫害者的生活史，幾乎看不見紀錄，例如，大饑荒死亡的窮人，可能只是編年史的一行統計數字；窮人聯合抗爭，歷史會紀錄發生暴動。
　　我在主流媒體工作多年，報導社會底層議題，對象包括：慰安婦、雛妓、少年犯、色情工作者、無家可歸者、關廠女工、外勞、外籍配偶、大陸漁工、原住民、罪犯、違建戶、愛滋病患、身心障礙者等不同的人。
　　近年來，台灣傳媒在改革團體的呼籲下，對弱勢族群的稱呼留意「政治正確」，舉例說，外籍、大陸配偶改稱「新住民」；遊民改為「街友」；妓女更名「色情工作者」，精神病患改稱「精神障礙者」。可是，檢視媒體和民眾的實質心態，歧視的程度並無改變。
　　目光傾斜的台灣人 　　  
　　台灣民眾對西方人非常友善、甚至帶有仰望的心態。可是，普遍台灣人的目光卻是是傾斜的，對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勞、外籍配偶充滿偏見。文化性的的歧視也顯現在語言，去年，我訪問一位來自越南的女性，她說，常常有人把她看做無足輕重的「一根草」。另外，在台灣普遍食用的一種葉菜，就被稱為「大陸妹」，意思是便宜、葉片大，炒過卻縮到沒有份量，這句話是諷刺嫁到台灣的中國女性。更甚者，台灣的跨國婚姻仲介公司會以「外籍新娘一個三十萬，保證處女」  做廣告。  　　
    　台灣政府對外勞、陸勞的入境規定管制嚴苛。我曾到外海，訪問住在一艘海上旅館的大陸漁工，由於他們被禁止入境、船東也嚴防逃跑。30多位漁工在每天超時捕魚後，不能上岸活動，只能留在破舊的船屋。他們用紙板隔出床位，吃、喝都坐船艙，排泄則直接蹲在船緣解決。
　　窮人面對生存的挑戰，也面臨死亡的羞辱。天主教聖奧斯定咏禮會的戴宏基神父，在花蓮縣秀林鄉的原住民部落傳教33年，他親見原住民揹負命運的苦痛。幾年前，一位任職國家公園的清潔工，發生工作意外死亡。他是非正式員工，所以沒有得到合理賠償。出殯當天，國家公園沒有任何致意，只有提供一輛垃圾車當靈柩前導車。另一位亡者，家屬買不起棺材，獲得一家慈善團體捐棺，棺木被塞在慈善團體的資源回收車內，小貨車堆滿二手衣物，亡者的棺材擠在車廂，半截棺木露出貨車尾端，搖搖晃晃似乎隨時會掉下來。
　　旁觀他人之痛苦
　　窮人，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犧牲者。在台北市的中心，曾經有一處面積兩公頃的「康樂里貧民窟」。第一代居民，是跟隨蔣介石來台的軍人，他們在這處日本時代的墳場搭屋，很多戶的屋內還有墓碑。他們居住超過五十年，但列為佔用公園預定地的違建戶。現在被羈押的前總統陳水扁，在競選首都市長時，為了拉選票，曾許諾讓他們原地改建，待他當選後即下令強制拆除。
  　1997年3月，拆遷前，我經常穿梭在貧民窟訪問，看到許多家庭將帶不走的器皿、家具，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的相框都棄置在外。當時，我經常遇見的一位老榮民，在拆遷前一天清晨上吊自殺。他的屍體被移走後，我走入屋內，看到他的襯衫口袋內，還留有兩天前送洗衣服的單據。那時，我連續多時所累積的情緒忽然爆發，我蹲在死者的家門外，痛哭起來。我的失控，讓同業批評是缺乏專業記者「冷靜、客觀的自我控制能力」。 　　          
 　　旁觀他人之痛苦的目光，其心態並不難理解，例如。自認正常的群體以「我們」相對「她／他們」做為界分，作用在於將他者「標籤化」。在進行分類後，「我們」遠離被區隔的對象，拒絕與其對話都具有正當性。在這個界域中，愛滋病患、精神病患、各種身心障礙成人、兒童及同性戀者都是被明顯排斥的對象。
        一位男性愛滋病患張維（化名）對我說，自己罹病後，家人和朋友幾乎都棄他而去，他陷入很深的孤獨，但是他說：「我要活下去，就算是像狗一樣，也要活下去。」治療兒童自閉症的台大醫師丘彥南，他在一次醫學論壇上，引用一位兒童的話：「我只希望被看做是一個人」。               　                                   
        弱勢者經常是最慷慨的給予者，我認識一位今年80歲慰安婦盧滿妹「阿嬤」，她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軍強押至慰安所，讓日本軍人發洩生理需求。戰後，她回到台灣，受到親族排斥，因此，她終生未婚。       
        滿妹 阿嬤的收入微薄，但是，她卻收養一位男孩。這位男孩的母親是重度精神障礙者，差一點殺掉自己的嬰兒，阿嬤搶救下這位男嬰，不求回報來並撫養至成年。
　　社會底層的人，對於物質的看法，也不盡全然相同。一位流浪街頭的青少年，不習慣受約束，被外在綑綁，雖然輔導他的潘爾溫神父，一次次把他從街頭找回，他仍然跑掉。有一次，他把全身所餘的物件全部燒掉，他說：「這樣，我就更輕鬆，什麼都不需要攜帶」。       
　　面對自我詰問     
        探索社會底層，並不等同於「人道關懷」。我曾去一家遊民收容住了三天。收容所安排我訪談一位30多歲的男性遊民。在這篇受訪者匿名的文章刊出後，他怒氣衝天打電話來，他的聲音模糊不清，聽來像是宿醉未醒。他要向我借錢、幫他找工作等。他不斷來電，我開始躲著不敢接電話。
　　這次報導的後座力，才讓我聽見一位失去社會網絡的邊緣人，渴求關注的聲音。我也丈量出，自己以「同理心」採訪的「偽善」。 我的深度訪談其實是，再一次撕裂他的傷口，但我卻留下他，痛苦地獨自舔呧無法收攏的傷口。    
        採訪生涯，我累積許多負面能量，有來自對受訪者處境的移情作用，也有對報導者的角色和我所屬媒體的質疑。我懷疑這些提問，只是消費、剝削他們的故事，來滿足讀者的偷窺慾和刺激報紙銷路。我無法克服長期的內心衝突，這是我離開工作的原因之一。
　　多年來，我所接觸的社會邊緣人，是我每日生活的重要部份，但我詰問自己，「我真的對他們產生認同嗎？視他們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實際上，我非常害怕面對他們，因為我的出身就是我報導的階層。只是在社會階層流動中，1980年代末期，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我正逢其時成為記者，搖身為具有社會位置的中產階級，蓋上自己的出身，在工作前後穿梭在兩個世界。
　　我的受訪者的生命史，迫使我去逼視我羞為人知的人生故事。在長期的自我反省下，我試著像剝洋蔥一樣，寫下個人嗆辣的的生命史。每一次書寫，猶如揭開結痂的傷口，我難忍激動。 
　　剝洋蔥的個人歷史
　　我生長在一個極度貧窮的城鄉移民家庭，父親酗賭，母親生育九個小孩，可以想見，我們全家的經濟處境。我在15歲即離開家庭謀生，失學讓我非常自卑，孤立無援在外工作也使我充滿不安全感。來自於早期學校父母忽略、不安定的居所和提早結束的童年，使我失去和同儕有更深的交往、以及發展出群性。  
　　貧窮不僅是物質和金錢的匱乏，它會傷及自尊、自信，也會在人格發展過程中形成影響。我回溯過往，去摸索出性格的侷限性，其中包括，我的疏離感、人際關係適應困難以及情緒障礙。我甚至產生一種心理自衛機轉，對於發生在自身的痛苦或不公平，用壓抑、否定的方式去看待。　　
　　在首篇文章刊出前，一份文學雜誌總編輯建議我，不要用本名發表，談自己的卑微背景。不過，我拒絕了。因為，我是自覺性的回顧生命歷程，同時，我的受訪者既能對我露出，他們的生命烙印之處，當我書寫自己的故事，為何要用面具遮掩自己？              
　　貧窮會複製貧窮，歧視會擴大歧視。今天我所說的，如果存在意義，那是因為這番話語的背後，有一個階級的命運像沈積岩那麼厚重，他們有不同面貌或被迫隱藏面貌。但是，他們曾經剝解外殼，露出脆弱的傷口，信任我，領著我的筆書寫。這不是他者的歷史，這是你我有責任面對的，受歧視者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