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照例點了菜飯、一盤清炒蝦仁，還有一碗黃豆湯。隆記的客人不多，或許是過了午飯時間，店內的跑堂坐著歇息，雙眼望著門外發呆。另一桌看來也是常客，點的都是家常菜，一鍋醃篤鮮冒著熱氣，酣飲間的酒味飄來。

      他想起，頭一次來隆記吃飯的場景，那是一個冬日，他循著鄉人指點的方向，找到這家小餐館。在這裡，他聽到一屋上海腔，掌櫃的女人嗓門比誰都大。

      那時，他到台灣才幾年，剛剛在一家小報館找到事，薪資很少，每月發薪時，報館還要扣除黨費，彙總繳給國民黨。靠著一點錢，他分租一處鐵道旁的棚屋，幾排違建屋棚，擠滿神色倉惶、有鄉歸不得的人。這群外鄉人，有的拖家攜眷，就在黃泥地打鋪蓋，中午，在屋外燒柴火煮飯。

      深夜，牆板傳來左右鄰舍的哀嘆聲或是夫妻對罵聲，這群被戰爭剝奪了一切的人，所剩的唯有自我的存在和沉重的呼愁。但是，他不一樣，他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做一個毫無牽掛的單身漢，他無所懼，並且他有一份餬口的工作，可以在這個亞熱帶小島落地生根。

       他心知肚明，並非他比別人強健，而是，他沒有退路。1949年底，家中唯一的親叔用金條換來太平輪艙位，要奔來和他會合，但這艘超載的客貨輪卻在舟山島附近撞船沉沒。

       報社業務漸有起色，長官有時帶隊到隆記吃飯，一位聖約翰畢業的主管看到菜單有黃豆湯，毫不掩飾地撇嘴說：「這種碼頭苦力吃的，上不了檯面的東西。」他卻吃得心滿意足，把碗內的飯粒吃得乾淨。隆記的生意愈做愈旺，他在報社也愈爬愈高，週末經常帶家人來打牙祭。

      那一年，他就要做到總字輩，只差一步。人事令發佈前夕，老闆單獨約見他，說明要重用他，將他調往新設機構。隔幾年，他被回調原單位，職級卻矮了一截。

      他依然到隆記用餐，只是不若往常，身後領著一幫人。黃豆湯喝來濃稠、豆粒微澀。他思前想後，抓不出人生的環節哪一處未扣緊，世道艱難、老闆天威莫測，只有這個答案，他安慰自己。

      他在編輯部浮沉、白了鬢角，經歷明爭暗鬥的各種陣仗，最末成了尷尬無害的存在。他總是懂得梳理周遭的紛擾，即便排除不掉跟隨卑微渲染的各種情緒，他尚可走入隆記加點幾道小菜撫平自己，因而，他成了一個身形寬胖的人，見人便笑呵呵，好似一尊笑面佛。

      那是十年前，他被逼退，像是被時代狠狠地甩在後頭。他猶記得，那天走入隆記想大吃一餐，但卻食無滋味，桌上的一碗黯淡色濁的黃豆湯，表面凝出一層浮油。

      當天結完帳，他走出店門，多虧他樂觀的天性，他開始盤算回上海買屋，想著想著，他又充滿信心，就像當年的他，總找得到活路。他回到久別的外灘，吃喝、置產都便宜，並且趕上B股暴衝浪潮，賺起人民幣，在這個新富城市，他想吃什麼都有。隆記的那碗湯，對他而言，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