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日章詒和女士等八人書本被禁,引發海內外強烈震撼,大陸知識界紛紛跳出來捍衛基本權利,作為華人創作世界ㄧ員的我們,基於認同創作自由,出版自由是ㄧ普世價值,不應隨意踐踏,決定聯名共同發起聲援章詒和,關於大陸知識界近日決定站出來與官方打官司,我們也保持高度關注。短短五天連署,我們共接到海內外四十六人響應,橫跨寫作圈、出版圈、編輯界、學術界、社運界等,回應連署信函除了台灣,還有美國、德國與香港,接下來香港也將會有ㄧ波連署行動,具體結果我們將協助公佈,也期待社會各界海內外朋友積極加入我們的聲援。
附上聲明文以及轉貼亞洲週刊江迅先生的專題報導
抗議中共當局限制創作自由
台灣文化界聲援章詒和聲明
最近中國大陸作家章詒和的著作遭到官方查禁,我們對此事件深表關注。創作不僅是人類可貴的能力,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展重要的動力,創作的成果是全人類文明共有的資產,不應以任何理由加以箝制以及禁止流通。任何對創作自由的限制,同時也限制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台灣曾經走過創作備受箝制的崎嶇道路,故對於章女士創作受打壓的處境感同身受。同時身為使用華文的創作者,我們反對任何對華文創作環境的限制,這樣的限制會威脅到整體華文創作的交流與自由。
現今正是華文創作逐步邁向世界舞台的璀燦時期,中國執政當局不但不應該箝制任何創作,更應積極地提供良好的自由創作環境,鼓勵華文創作對全人類的文明做出更多的貢獻來,特此誠懇呼籲中國執政當局正視章女士此一事件對於華文創作世界產生的震撼及影響,並重新審視此一事件的處理。
連署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藝文界/卜大中、田運良、林馨琴、林育信、杜念中、阮慶岳、吳鈞堯、邱近思、胡淑雯、洪綾襄、施如芳、師瓊瑜、師瓊珮、晏山農、陳若曦、陳浩、陳芳明、陳俊志、陳重仁、陳穎青、陳彥佑、孫瑋芒、梁文道、馮光遠、曾秉常、張定綺、楊澤、楊錦郁、劉克襄、簡白、顏艾琳、鴻鴻、鍾文音
學術界/余海禮、李明輝、周伯戡、陳重生、陳明祺、張復
社運界/黃洛斐、顧玉玲
海外人士/貝嶺、胡比樂、張筱雲、鄭依依、韓秀
亞洲週刊關於《伶人往事》及禁書的專題報導
知識界反禁書掀維權風暴 .江迅
新聞出版總署下令禁售與銷毀《伶人往事》等十一本書,引發中國知識界維權風暴,作家紛斥責出版總署踐踏國家憲法,與海內外千萬讀者為敵,法律起訴工作也已啟動;律師團敦促出版總署官員立即收回成命,並清理侵犯新聞出版自由的違憲陋規。
忽如一夜春風來。新一波反抗北京當局查禁書籍的維權抗議公民運動正在掀起。禁書雖是中國大陸人們長期習以為常的現象,但這一次卻激起文化界、法律界和思想界乃至讀者網民的極大憤慨。
新書遭禁的北京文化人章詒和公開發表《我的聲明》後,近日又對亞洲週刊發表《我沒有了退路——關於「聲明」的說明》(見四十二頁),並動由張思之擔任首席顧問的法律顧問團工作,擬起訴下禁書令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高官;作品遭禁的湖北作家胡發雲,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寫信,要求總署大大方方並堂堂正正擺明禁書的理由,不要再延續多年來那種曖昧的、不公開的、類似黑道打悶棍的禁書方式;遭禁作品中被寫的傳主、潛江市實驗小學教師姚立法,將禁書寄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並投書申訴;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北京學者陳小雅、北京作家邵燕祥﹑浙江記者昝愛宗、北京學者余世存、北京律師浦志強等一大批人士紛紛撰文和發表談話,更有數以萬計網民的跟帖,支持被禁作家起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高官。
跨入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開臨近,以「迎接十七大、宣傳十七大、貫徹十七大」為主線的新聞出版宣傳工作拉開序幕,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話說,「封堵打擊違反憲法、破壞社會安定、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民族分裂等非法出版物是『掃黃打非(掃除黃色出版物、打擊非法出版活動)』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須「予以嚴密封堵和查繳」。這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一種「特殊鬥爭形式」,「事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國家文化安全和人民群文化利益問題」,是和平時代「沒有硝煙的戰場」。
在二零零六年的最後幾天,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傳出消息,將已經出版的七本另加一套叢書共十一本列為「重大出版違規書」而禁止繼續發行、再版,已發行的緊急收回,收回的全部銷毀。
一月舉行的「北京圖書訂貨會首屆高層論壇」期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這份違規書名單。翌日「違規」出版社被責令三個月內部整頓,調整和增強領導班子,享有「先進出版社」稱號的一律取消,「違規」出版社二零零七年全年擁有的書號數扣除百分之二十,對所涉責任人作出經濟扣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文件稱,這次違規的出版社,「有不少是老社、名社」,「一本有嚴重問題的書竟然通過三級審稿,他們的基本立場到哪裏去了?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被禁的這批「重大出版違規書」書單如下: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朱淩的《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朱華祥的《新聞界》、胡發雲的《如焉@sars.com》、國亞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袁鷹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曉劍的《滄桑》、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年代懷舊叢書」《我們的五十年代》、《我們的六十年代》、《我們的七十年代》、《我們的八十年代》;還公布甘肅人民出版社、甘肅文化出版社因賣書號而被責令停業整頓。
這一批禁書是二零零六年年尾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一系列活動中最先提出的。這些活動充滿了「戰鬥硝煙」。一年一度的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開幕。新聞出版總署及中央相關部委領導﹑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及副省級城市新聞出版局局長,各出版集團、報業集團、期刊集團、發行集團等部門官員二百多人參加了會議。按慣例,每年還要召開全國版權局長會議和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這次三個會議同時舉行。
新聞出版總署中共黨組書記、署長龍新民,在會議期間回顧了二零零六年的新聞出版工作,並部署和安排二零零七年的工作。二零零六年,全國共收繳各類非法出版物一億五千萬件,其中破壞社會安定、危害國家安全、煽動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件,共查辦案件三萬餘起,行政處罰案件二萬九千起,刑事處理案件六百零五起,刑事審結案件二百二十五起。全國海關查獲各類違禁進出境印刷品及音像製品三百零四萬件,防範和查堵了各類非法出版物在進出境渠道的擴散和滲透。
上述的那批禁書正是作為「掃黃打非」的對象被點名的。「掃黃打非」是中國大陸在新聞出版領域開展多年的一項工作,對書籍的所謂「政治審查」也往往包括其中。
要牢牢地把握輿論
龍新民在會上說,「掃黃打非」是一面政治旗幟,出版發行業要「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為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營造良好思想輿論氛圍」。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副組長柳斌杰也指出,關於「掃黃打非」工作,要明確三個「首先」:首先是「戰場」,然後才是市場;首先是「鬥爭」,然後才是競爭;首先是「政治」,然後才是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和政治敏感性,為了幾個錢就放棄「戰場」、不敢「鬥爭」、不講「政治」,那就會給黨和國家造成災難性後果。
一月五日,新聞出版總署舉行二零零七年第一次署務擴大會議。一月十日,二零零七年度中國出版發行業的第一次重要論壇「北京圖書訂貨會首屆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在兩次會議上,新聞出版總署署長龍新民都再次調,要「依法加社會管理,堅持開展『掃黃打非』,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十一日,新聞出版總署召集了一個「通風會」。會上,副署長鄔書林公布了上述這份「出版違規書選」名單。一月十八日,第二十次全國「掃黃打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為黨的十七大召開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營造良好的思想輿論氛圍和文化市場環境,是今年『掃黃打非』工作的重要主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由此在全國打響。
這批禁書中,散文家袁鷹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由中國檔案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推出。該書收錄了二十一篇回憶性文章。袁鷹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了三十三年,已退休十年。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袁鷹處於文藝批判運動的風口浪尖,得以近距離感受外人無從得知的歷史風雲。他記下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原生態」細節真相,一些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歷史是非。
袁鷹在《「按得票多少為序」及其他》一文中寫道,「一九八五年一月六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消息和新選出的理事會名單……報上公布作協這次新當選的理事會名單之前,有這樣一句:『按得票多少為序』……」國人早已習慣了「按姓氏筆劃為序」,《人民日報》此舉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袁鷹回憶說:「老作家陳殘雲對我說:這雖然是一件小事,有突破陳規的意義,反映了文學界大多數人的民心民意。」袁鷹在書中寫道:大會之前,作協黨組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大會籌備情況和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時,黨組書記張光年問:那個由人事安排小組提出的名單是「指令性」的還是「指導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證執行,「指導性」的還可以商量。胡耀邦總書記斬釘截鐵地說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是無效的。還說:作家的會,選上誰就是誰。讀者不免聯想到二十一年後的二零零六年,中國的民主、法制化進程,已在有序推進,但第七次全國作代會上選出的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一百九十九名,還有除主席以外的十三位副主席、二十九位主席團委員,仍以「按姓氏筆劃為序」公布的,如此退守陳規,引發了人們的廣泛非議。
被禁的《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由海南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出版。作者是自由撰稿人朱淩,她曾任中央電視台《今日說法》欄目首席記者、主編,《中國法制報道》欄目製片人,熟悉中國民主進程。《我反對》描述的主人公是多年來獨立參選基層人大代表的湖北潛江市實驗小學教師姚立法。他曾被北京五家機構授予「新時代中國改革之星」稱號。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姚立法參加了八次投票選舉,六次競選區縣級人大代表,一次省人大代表,其中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競選成功一次,為了公民的政治權利,他屢敗屢戰。作者對姚立法長時間採訪,到他老家訪問了很多人,才寫出這部書。書稿走了很多出版社,最後海南出版社作了刪節,將部分官員的名字除後才敢出版。
姚立法接受採訪時說:「在書被封殺之前,中宣部就要求出版社將這部書封存,送他們審查,過了一段日子後當局才下令禁這本書。」他將這部《我反對》新書寄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等高層,並寫了信,質問禁書的理由,暢談自己的理念。姚立法說:「書中揭示了中共口口聲聲要高舉民主大旗,實際上許多事實透露出當局玩的卻是葉公好龍的把戲,把選民視作民主道具。書中另處描述的是我當選為人大代表後,行使《代表法》賦予代表的權力,監督政府、批評政府。」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年底的一年半時間裏,中國有九億選民要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這是中共執政以來首次縣鄉兩屆人大代表同步換屆。姚說,這本書出版時間是有選擇的,此書出版對獨立候選人、對選民會有很大鼓勵作用。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最近都下達相關文件,要對獨立候選人打壓。這是《我反對》被禁的背景。
三十三萬字《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也是被禁之書。作者是現居武漢﹑在大學任職的國亞,網名雅科夫,在網絡上發表了許多頗有見地的文章。這部書由中國廣電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出版。此書不是小說,作者自稱是以「寫史」的態度,藉「原汁原味」的白描手法,勾勒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命運圖譜。從國統時期到中共執政,歷次大規模社會革命、政治運動、體制改革,都給普通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命運性改變。書中描述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饑荒和六七十年代「文革」的瘋狂令讀者震撼。作品最初在網絡上發表,點擊率超過上千萬次。有評論稱之為「一部能讓千百萬人流淚的人民信史」。作者記述他所經歷的「八九學運」的描寫,曾引發網民熱議,不過,在成書出版時已淡化處理。
禁書《滄桑》,由海南作家協會副主席曉劍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八月出版。曉劍原名王建,任職學院編輯,也是電影編劇。這部三十九萬字長篇小說中,作者以一個陝北漢子霍達東顛蕩沉浮的命運為主線,透過他在跌宕起伏的歷史境遇中苦苦掙扎,帶領農民造反,靠砸倉搶糧而成為共軍將領,中共執政後,他當上副省級高官,卻完全不適應毛時代的官場,最後落得功敗垂成。書中對歷史事件的描述,與官方版本有異。例如,在陝北延安「窯洞」時期,共產黨邊區政府財政困難,在毛澤東的啟發下,霍達東寫了報告,動用軍隊開荒造田,種植「特產土貨」(鴉片),毛在報告上批示「好主意」,「邊區政府無誰都可,不可沒有霍達東」。被禁的《新聞界》,是有二十多年新聞工作經歷的朱華祥創作的。這部長篇小說描寫新聞工作者的生存狀態,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十月出版。這部三十九萬字的小說透過某市報業集團在新聞體制改革中的人事紛紜,講述了新聞界內幕故事,被評論界譽為「新聞界官場現形記」。書中所描述的一些情節被指責為影射近來大陸新聞界事件。
上海劇作家沙葉新讀了章詒和一月十九日的聲明後寫了公開信,發表在凱迪網的「貓眼看人」欄目上:「禁令是與海內外千萬讀者為敵」,歷史只能證明下禁書令的是「精神殺戮的劊子手」。文章發表的當天,點擊率就突破一萬,跟帖多達四百。有的是給予法律援助的,有的建議立即狀告新聞出版總署的,有的將起訴程序都寫明了。
沙葉新陳小雅聲援
沙葉新接受採訪時說:「反響很大,是當局的做法太不得人心了。新聞出版總署的禁書令是違法的,它只是國務院所屬的行政機構,運用《行政訴訟法》可以控告這些總署的官員。大家應該站出來說話,形成一種輿論,給他們形成一種壓力。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溫家寶與文學藝術家談心都引起反響,外國很多人懷疑他們說的是否真是那樣誠懇,是否真能兌現,現在如此禁書正給了人們一個口實。所以我說他們是在幫倒忙,效果適得其反。」
北京學者、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小雅也寫了文章在網上發表。她接受採訪時說:「我很佩服章詒和的血性,也感到振奮。我自己也有過這樣被禁的遭遇,出於多方考慮,我當時沒有她那樣的決心,我深感懺悔。過去書被禁,大家都不吱聲。章詒和有號召力,她作品的讀者特別多。禁書這類事由來已久的,但現在大家找到了一個能凝聚人氣的突破口。」
北京律師浦志也撰文提出,新聞出版總署應當立即收回成命,首先解除對《伶人往事》等出版物的封殺令,進而清理已有侵犯新聞出版自由的違憲陋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