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V.S文學

              王丹與師瓊瑜的十三封信

第九封信

瓊瑜你好：

    謝謝你鼓勵我不要“掉入上一輩知識份子所輕易掉入的巢臼中”，老實說，這也是我一貫的思考方向。但是如何能夠避免過去的曲折，卻好像並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對我自己來說，我時常提醒自己的是兩個原則：第一，最應當反省的是自己。當我們討論到上個世紀的戰亂，意識形態災難，民族悲劇等等的時候，我們習慣於譴責獨裁者和極權制度。其實，譴責惡人是最容易的事情，因為是非標準非常明確。但是，譴責自己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而我最推崇的話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彎腰，沒有人可以騎在你的身上。”在上個世紀對極權制度的分析中，我認為最深刻的就是漢娜阿倫特和哈維爾。阿倫特就十分強調群眾心理對極權統治的支撐作用，而哈維爾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極權社會中的恐懼是如何有群眾自我養成的。這說明沒有自我的反省的社會，本身就是壓迫者生長的土壤。同樣的，作為面對社會的個人，批判的矛頭也應當首先指向自己。第二，回歸自我，才可能面向他人。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究的是如何經過修煉達到聖人的地步，這是一個昇華自我（或者也可以說是壓抑自我）達到超越自我的那種境界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離開自我的過程。我認為這裏的問題很多。當然我們不可能長篇大論地討論哲學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種離開自我的過程都隱含著變得虛偽的可能性，隱含著喪失真實性的危險。一個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人，你怎麼可以想像會去誠實面對他人？所以我覺得中國知識份子首先要學會如何回歸自我，不要再把自己依附在一個圖騰之下，不論這個圖騰是什麼：道德，民族強大，社會責任，後世評價．．．．．只有這樣，才能真實。我們常說“真善美”，沒有真實，就不可能有善和美。

    關於你對文學的“另一種面貌”的評論，我很感興趣，因為我同樣對一些臺灣或者大陸學者不加深入理解，大段引述西方理論而自以為學問淵博的現象無法認同。近年來有一些文化人很奇怪，他們同時趕兩個時髦，一是反美的時髦，一是西方理論的時髦，全然不顧其中的矛盾之處。我也不是很喜歡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士，因為他們反對全球化所賴以工作的手段，統統是全球化的產品，這很像一個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的人。我注意到，自己沒有心中的根基的人，往往更容易仇恨；而真正的大家，往往都是寬容的楷模，會用理解的心態看事情。也許是年紀漸長的關係吧？我現在對很容易激動，言辭很蠱惑，煽動仇恨的人，本能的就有些敬而遠之。他們也許是聖人，但是跟這樣的聖人打交道實在太累，不是我這種性格的人可以承擔的包袱。文學本質上講的是一種散淡的精神活動，如果有人想拿它當批判的武器，那才是文學的悲哀。

    我2001年去過捷克。當時印象很深的就是這個城市怎麼可以把歷史保留得這麼完整？走在碎石鋪成的街道上，你會感覺到時間沒有移動，幾百年前的空氣中蘊含的氣息仿佛還飄蕩在巷子裏。後來聽接待的捷克朋友講，國家規定建築物的維修與裝潢只能在室內，臨街的外牆和窗櫺不可以做任何變動。對比中國，我的感慨是，只有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真正的自豪的民族，才會如此珍惜歷史的一絲一線；我們對傳統建築和文化的破壞，其實骨子裏表現出的是對自己的傳統的沒有信心。東歐六四以後的天鵝絨革命成功，當然有執政當局從中國鎮壓學生運動的後果得到的教訓，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民族靈魂仍然潛藏在社會的血管中。對比之下，中國，就好像一個失去記憶的巨人。強大但是迷惘。

                                    選刊節錄自聯合文學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