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為許多台灣人釀造傷痛記憶，卻也意外牽繫了公公這「竽頭」與「番薯」婆婆的一世姻緣。

　公公出生於江蘇的富商家庭，是自幼備受呵護的少爺，連到上海念高中時，都還不會扣衣服扣子，需要有書僮陪伴。1945年，家人眼看大陸局勢動盪，因此讓他到台灣念大學。當時念中興大學的他，身旁仍有佣人跟著，但是大陸變色後，他經濟來源也斷了，不只佣人沒了，甚至曾窮到有兩個星期只喝水果腹。

　婆婆是彰化人，出生沒多久母親就過世，因此小小年紀的她，被繼母送給人家當養女。養父是心胸寬厚的鄉下公務員，養母對她卻是極盡苛刻，雖然她在養父堅持下念過小學，但在養父看不到的時空裡，她仍是個苦命的養女。

　「二二八事件」的延燒，也讓民怨遷怒到一般外省人，風聲鶴唳中，不少人因省籍之故而被追打、圍毆。

　當時還在念大學的公公，混亂中跟著幾個同學、朋友，一路逃、一路被追打。倉皇四處逃竄時，公公幸運的碰到婆婆的養父，被這位慈善的在地人，東藏西躲的帶回家去藏匿。

　甚少提及往事的公公，有回在節慶小飲後憶及當年逃難的情形時，臉上仍閃著驚恐。因為，同學在憤怒的棍棒下，滿面鮮血的倒下，以及混亂奔逃時耳畔呼嘯的槍彈聲，都深深崁在這少爺書生的腦海裡。

　藏匿的日子不短，飲食都是當時才七歲的婆婆在負責。雖然才七歲，但因做慣了家事，加上她天生樂觀，總掛著一張笑臉，反倒成了那避難大學生精神、生活上的一大慰藉與依靠。

　公公回到校園繼續學業後，沒多久就又面臨經濟後援中斷的窘境。他是留學生，不像一般從大陸逃難來台的外省人，多少帶了家當而來。窮困潦倒中，幸好有同鄉一位大哥的幫忙，才能完成學業，進而謀得高職教師的職務。

　公公一直記得婆婆一家的恩德，因此在攢得一些積蓄後，買了厚重的禮物前去答謝。當然，他更記得那個照顧他三餐的陽光女孩，因此買了一隻手錶送給她。而當時，婆婆已是個十六歲的大姑娘了。

　養父在幾天後看到婆婆手上的手錶，心想這還得了，怎麼收了這麼貴重的禮物，那…，只有「以身相許」了。其實，促使養父這種想法的，也是他的另一個善念，老人家管不住自己老婆刻薄成性，他擔心這養女在家裡繼續待下去，前途堪慮，如果有可靠的人託付，還不如早一點離開家裡。

　公公比婆婆大了十多歲，當時已有女友，若非要拚著讓生活安定，恐怕早已結婚生子。此時，「恩人」提及要他迎娶自己的女兒，莫說年齡、學歷上的懸殊差距，就算有再大的難處，在「報恩」的前提下，他都慨然應允。

　婚後，公公在歷經各種升遷考試後當了國中校長，從台灣頭到台灣尾的隨調派赴任。婆婆起初還曾隨著公公的派任而遷徙，後來顧慮孩子就學，因此定居台北，獨力負起照顧子女的職責，甚至還兼營家庭副業以協助養家。

　一生漂泊動盪的公公，情感上相當含蓄，在他那群「竽仔番薯」孩子眼中，他對婆婆應該是恩情大於愛情。但即便是恩情，在上一代的婚姻中，也是個穩固而和諧的維繫因素。

　這對因為「二二八」而攜手一生的夫妻，在台幾乎沒有其他親屬（婆婆生父家沒聯繫，養父母也早逝。公公後來雖曾回大陸探親，但因只剩表親，也不再去了），因此感情更加緊密。如今，公婆雖然都已做古，但這段「二二八姻緣」，仍是孩子們心目中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