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士逐條問完四哥的醫療記錄，以及身高、體重等基本資料後，將記錄送到我面前，要家屬簽名。

　拿著筆，十四年前為大哥簽下手術書的畫面，驟然浮現眼前…。我遲疑著，我有簽名障礙，我更怕自己「帶塞」。雖然，那只是一紙住院記錄…。

　最後，我把記錄推給沒戴老花眼鏡的四哥：「看不清楚、簽不漂亮沒關係，還是你自己簽吧！」

　家中兄姐雖然多，但他們從不愛麻煩人。像三哥有一年寒假到師大教育講習，除了一大行李箱的生活必備用品，還扛了一條厚棉被從宜蘭搭火車北上，他就是不願問我借、不想打擾我。

　不過，碰上疾病時，他們自會想到我。他們認為我在台北，人面廣、見識多，因此會找我介紹醫生。但其實，我熟識的醫生有限，像大哥當年為骨刺所苦，痛倒不得不開刀時，我還真是束手無策。

　我在大哥住進醫院後，才接到老媽通知，希望幫忙找個優秀的醫生主刀。我知道病人住進病房後，通常主治醫生也已確定，但我還是四處打聽，看看能否找個醫院的熟人，多多關照大哥。

　熱心的周遊，在我詢問有沒有認識該院高層時，積極的說她可以幫忙。次日，我才到病房，就已看到她在跟護理站的護士交涉。從對話的內容，雖隱約得知她跟所謂的高層其實沒那麼熟，但她頻頻叮嚀護士：「麻煩跟院長說，我是周遊，請他多多關照我朋友…。」當時，我雖然有些失望，但對周遊的熱心奔波，真的銘感五內。

　由於骨刺壓迫神經，大哥不只痛，行走間還經常因為無力而腿軟，所以，開刀是勢在必行。而主刀的，是位女醫生（我因探病時間湊不上，從沒見過）。

　手術前，病人必須簽署一份「同意書」，內容無非強調手術的危險性，如若有意外，家屬放棄追究醫療責任之類（詳細文字我不記得）。

　病房內，不論床上的大哥，還是陪伴他的二哥跟我，都認定我是理所當然的文件簽署人（因為我書念最多）。雖然，我對「同意書」的不平等條文無法認同，但輕忽的心態讓我未加深入徵詢探究，只在心裡叨著「醫院擺明了要逃避責任」，還是簽了那份讓我自責十多年的、不得不同意的「同意書」。

　手術後，大哥的下半身沒了知覺，醫生說開刀時傷到神經，要他努力復建。

　走的進去、癱著出來，原本就寡言的大哥更沉默了。

　年輕時因為全心幫忙家計而誤了姻緣的大哥，後來雖有媒人介紹離婚、喪偶之類的對象，但他並不積極，所以此時雖已年近六旬，仍是單身漢一個。

　癱瘓在床的大哥，不怨天、不尤人，只遵循醫生的囑咐，努力借助器材來復建。而家人也只是慨歎運氣不好，不去責怪醫生告訴他「開刀時傷到神經」的醫療疏失。全家人更相信，他只要認真復健，終還有站起來的一天，因此把他的病床安在一個空曠的通間裡，白天家人都圍坐在病床邊，陪他聊天、陪他復建，晚上則由四哥、二哥輪流睡在病榻邊看顧他。

　但是，每當我回宜蘭，一進門看到雙手拉著吊桿、吊桿繩索尾端套著雙腳做復健的大哥，內心就會湧起深深的歉疚感，總覺得他之所以如此，都是因為我簽了那份「同意書」，就算責任真的不在我，也是因為我「帶塞」的關係。

　大哥的復建，其實一點用都沒有。他癱瘓四年，老爸老媽因為年邁，無力幫他翻身移動，只能委由弟弟與弟媳來照顧。大哥的內心世界雖然封閉，但自尊心極強，這種日子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難堪的折磨。因此，才躺四年，六十二歲的他就無言的走了。

　對老爸老媽而言，這雖不是他們第一次嘗到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最大的三位姐姐，我都沒看過），但畢竟那是跟他們相處最久、最溫馴孝順的孩子。所以，在大哥出殯當天，老爸顫顫巍巍的舉杖敲打棺木（民間習俗，責亡者讓父母傷心的不孝）時，倆老悲戚的神情，更加深我的罪惡感。

　小學畢業後，大哥就跟在老爸身邊協助建立家庭、賺錢供養弟妹。為全家作奉獻，是大哥今生唯一的功課，而他的奉獻，屬我受益最多。我求學的花費，可以說全是大哥的血汗錢，而我不但無法回饋他絲毫，連他生病時也未確實幫他找位可靠的醫生、未盯著開刀結果、未幫忙爭取權益…。大哥！雖然遲到了十年，但我真心想對您說聲：「對不起！也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