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近五十年的時間裡，達賴從來沒有為西藏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做過一件好事。卻始終迎合西方敵對勢力中立國的立場，從未停止分裂祖國的罪惡活 動，並且不斷地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慫恿下，進行各種分裂活動。由此不難看出，他是阻礙西藏社會發展進步最大障礙，是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我們要對其政治上 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段上的欺騙性，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不被其偽裝所迷惑。」

——拉薩公安局，《揭批達賴文章》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一日，青藏鐵路開通，北京到拉薩一千多公里的遙遠路途，以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便可輕易抵達。我於七月二十二日經香港抵北京，隨第十一屆中國 大學生綠色營搭乘火車前往雲南昆明。四十小時硬座，最便宜的車廂，沿途大家無分你我，知識份子大學生與農民一同發臭。我們駐紮在雲南白馬雪山，進行文化考 察、生態研究與環境教育。過著極其儉樸、衣衫襤褸的生活。二十天後，我們攀越雪山來到德欽縣，採訪當地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卡瓦格博」位於雲南與西藏的交 界，是雲南藏族的神山。卡瓦格博文化社成立於一九九九年，負責人鍾華在這裡是義工兼負責人，他謀生的方式是在德欽縣經營網吧與招待所。透過經濟穩定達到發 展文化的目的。他們辦免費的藏語課，致力藏族歌舞傳承。向他問及藏族文化的消逝，他稱不只是西藏，連雲南都要趕不及文化消失的速度。還有文革那段期間，藏 族文化如何瞬間毀滅。當時鍾華約略向我提到了唯色。一位西藏的女詩人。她的博客在那時候剛剛被封鎖。我問為甚麼。他說因為唯色的網站上寫了許多關於藏族文 化、達賴喇嘛、青藏鐵路、文革與城市改造的評論。最後補上了一句：「唯色的《西藏筆記》幾年前在台灣有出版。」台灣版的書名不叫「西藏筆記」，而是《名為 西藏的詩》。

茨仁唯色，一九六六年生於拉薩。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與使命感，造就了現在的她。西南民族學院畢業，曾任《西藏文學》編輯，她的散文集《西藏筆記》出版後 遭禁，唯色不願認錯，不想接受思想教育、寫檢討報告，於是遭離職處分，此後成為自由／流放撰稿人。中國的媒體言論受到嚴格的限制，上回與一個北京《青年參 考》報的記者朋友聊起來，她說，要是哪篇文章超出了言論許可的範圍之外，都要上報主管機關，進行思想教育、寫檢討，說下次不再犯錯。更有甚者會丟掉職位， 再也無法在圈子裡生存。鍾華說，唯色的網站大概是討論藏族文化最多、最深入的一個，因此被封鎖時令所有關心藏族文化的人都感到惋惜。

不知道唯色後來是怎麼繼續寫作的。彷彿生命給她越多的限制，她就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去完成寫作這件事。我所說的寫作，在這裡是指「有意識地揭露事實、影響大眾思維」的層面。

在德欽上了長途汽車，我們自雲南沿艱險的滇藏公路進西藏，歷時五天四夜。中間經過一段邊防，二十分鐘路程長，我看見圍籬重重，天線處處，而手機絕無訊號。我們在客運中，被唆使不准拍照。二十分鐘不准拍照。沿途是帶著步槍的士兵們，好似隨時都可以來一場硬仗。

然後在西藏，過日喀則，為了上珠峰大本營，我隨一群良善好事的大陸人一同前往定日，打算過另一個邊防檢查站，所有人都要交出一紙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發下的 邊防證。是這樣。而實際上這裡卻有許多逃難的藏民們慘死在槍桿子下。這就是中國，沒有人知道六四，卻總是有人慘死在槍下。

從拉薩往那木錯的途上，我們在當雄雇上一輛車進到聖湖。開車的師傅是一位二十七歲的藏族人，黝黑的皮膚與滄桑的臉頰，使他看起來像四十歲。一年只有半年的 時間可以謀生，因為另半年大雪封山，在家什麼事也不能幹。海拔越來越高，我在些微的暈眩之中問他，覺得青藏鐵路怎麼樣？他操著藏式口音的漢語，說鐵路對於 西藏的經濟幫助實在太大。在西藏，人人都想要青藏鐵路，「這樣我們有飯吃，可以發展觀光」。然後我問，那現在大家希望西藏獨立麼？他說當然不，百分之九十 的藏人都不希望西藏獨立，因為這樣經濟就會很差。大家不要成為窮人，沒有錢很苦。

我想起了在雲南中甸（後來中國政府為發展觀光將之改名為「香格里拉」）認識的魷魚。廣州人，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孫中山的學弟兼信徒。他反對毛澤東至極，反 社會至極，至今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對話談論思想。他見我從台灣來，興奮不已，好似甚麼都可以口沒遮攔地說了，喋喋不休之餘還把他的三毛全集搬了出來。我讀著 三毛簡體版，魷魚一面說，在這間繹站工作一個月僅僅兩百元人民幣，也就是八百元新台幣。但對他而言已足夠，他不事消費。繹站包吃住，他只管理，然後他餘暇 時光可以好好搞攝影（前日有旅人被他的攝影作品感動而留下一萬人民幣昂貴相機一台），與當地藏民以及動物為伍。踩在中甸的泥土上，他真在背後為我拍照，然 後踩著腳踏車一邊說著村民之間在觀光方面的利益爭奪戰——這邊與那邊的村民因為觀光資源如何不均，開始相互比較、爭奪了起來。以前不是這樣的，中甸變了。 好醜陋，他說。人人都想賺錢，過著富足的生活，西藏人不也是如此？

如今，唯色的《殺劫》在台灣問世，「殺劫」就是藏語「革命」的發音。她將那二分之一漢人的軍官父親在文革期間拍攝的拉薩照片整理成書。關於西藏文革的真相。我在MSN問在加拿大攻讀碩士的大陸友人琛哥，說唯色在台灣出書了，他說唯色是甚麼，他不知道。

深秋抵達北京，過了一個凜冽冰凍的秋天。在北京人民大學認識了愛樂人協會，台灣人管叫吉他社。協會的小胖解答了我在北京待上一個月所感到的不自在。他實實 在在地對我說，我所感到的文化差異其實是由於社會制度的差異所造成。「北京畢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大家（就算是標榜自由的人）都會潛移默化的受到 政治的影響，就是所謂的『天子腳下』」，他繼續說得義憤填膺：「大陸有太久的極權統治歷史，使人們對政治、權力、控制、競爭這些東西都有很深重的感受，北 京尤甚。」我想我慢慢懂得了我在北京為什麼常常感到不自在。壓力、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甚至在公共場合都能清晰感到控制與被控制。當我離開北京到了香港，便 深深感到社會氛圍有著極大的不同，我在香港的南ㄚ島上深吸了一口氣，一種近似於台灣的自由的海的氣味飄了過來。

那天要不是去哲蚌寺遇見兩年一度的大典，我的日本朋友也不會在滾滾紅塵之中丟失了自己的相機。我懂中文，因此協助他到公安局報案。拉薩公安局，裡面只有一 個公安，很安靜。我在他們填表格等繁複手續時瞥見了牆上的一整面牆。上面貼滿了每一位公安寫下的批判達賴喇嘛的文件。每一份都是那麼厚實。感謝數位時代， 我可以利用隨身的二手破DV拍下這些文字，另一位日本青年替我掩護。釘在牆上的文件標題是「深入揭批達賴，堅決維護穩定」。內文寫著：「西藏民主改革以 來，實行政教分離，使宗教更純潔，更符合宗教性質。……」「一九五九年達賴集團叛亂失敗後背叛祖國逃到國外。長期以來，他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從來沒 有停止過分裂祖國的行徑，做盡了破壞西藏穩定團結的事情，因此，我們與達賴的鬥爭不是信教不信教的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反對分裂的鬥爭。……要堅持黨 的領導，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深入開展反分裂鬥爭，剝開達賴名為『自治』實為禍藏亂教的外衣。」。

二零零六年七月，是達賴喇嘛的七十一歲誕辰，唯色在她的博客上長篇表達對於達賴的祝賀。或許是太過歌頌、太過崇敬，以及許多藏人的回應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總之，七月二十八日，在我初抵雲南沒多久，唯色的網站便這樣被封了。

唯色在博客被封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可以有很多種發聲的機會，它能封鎖國內的這種聲音的表達。但是，我覺得世界這麼大，他也封鎖不了我向四面八方表達我這種聲音的權利。所以我會不妥協的。我會繼續寫作。繼續發聲，爭取每個機會。」

越是禁閉的地方，人們越是義無反顧。而我們在海峽的另一邊，貌似自由開放，而知識份子卻更加猥瑣地像隻老鼠（一如此時此刻的我）。而我卻執意相信——只要我們有信仰、有行動，就有力量。

我又想起了另一個畫面。在雲南塔城縣的一個偏遠小山村，平房與泥土，居民沒有鞋，沒有自來水亦無電話。日子清幽，時間緩慢，總之這裡與外面的城市大不相 同，生活沒有快步走這件事。村長是自昆明唸完大學的知識份子「阿許」，年紀輕輕二十歲便成了村長，專門處理各家雜樣小事，然後爬山、去溪裡，或者鑽山洞。 阿許熱愛許巍的歌，酷愛搖滾樂。貧窮的山村有天竟出現了一款喇叭音控設備。電吉他、電貝斯，樂手站上去，剛好組成一個樂隊。原來是全村集體湊錢合買了。樂 隊名字叫作「野地狂花」，他彈電吉他的模樣到現在還深印在我腦海裡，關於和平、正義與憤怒。我永遠記得他放著樂器的房間外牆上，寫著：「那理想的彼岸或許 不存在，但我們依然在路途上。」這句話，就像突如其來的警鐘一般，迴盪在我的腦海裡，直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