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要離開玉里醫院了，兼差看診到六月底，之後就只剩下高雄、台北兩邊跑。回首這段時間，從2002年七月到現在，前兩年在玉里醫院專職，從擔任總醫師、考過專科醫師、升主治醫師，都是年輕醫師的重要關卡，同時還誕生了小女兒。2004年七月後，受邀到台北主導網路公司營運，本來要找北部醫院兼診，但玉里醫院邱院長留我看診，於是在北花蓮的溪口園區看了四年門診，又能跟這些熟悉的病人在一起。

我在精神科本業，老實說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不過，因為對網路、媒體、寫作的熟悉程度，我常順手就把一些資源兜攏起來。有段時間，在Google查「玉里醫院」，底下的關鍵字就會出現「玉里醫院陳豐偉」，但沒有出現其他任何醫院裡的人。有段時間，在網路上查「玉里」，我的部落格還排在玉里醫院之前，這也說明前幾年我持續在網路上為玉里醫院做了一些事情。

快離開玉里醫院了，想記錄一下這段時間裡，不屬於我工作範圍，但我順手做起來的一些事情。這有些是頗有趣的回憶，有些地方值得討論，也可以讓大家看看，當個小鎮醫師，確實可以做一些跟都市醫師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為水牛伯找家人

2002年，一開始到玉里醫院時，除急性病房的近20床病人外，我被分配到祥和園區，負責一棟男病人。這裡一棟就是100床，每一棟有六位照顧服務員（病人習慣稱呼「班長」），整個祥和園區有600位病人，就一位護理長跟兩位護士小姐，跟36位照服員。長期照護的術語，在一個機構住超過一年（有人說兩年）就是long-stay care。祥和園區就住了一群long-stay的精神病人，有些已經住了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前，別說沒有健保，連精神科藥物也沒幾種。家裡出了嚴重精神病人，要嘛傾家蕩產求醫求神，要嘛鄉下草房上鎖把病人關起來，要不然就把病人帶到隔壁縣市然後家人突然消失不見。有些病人四處遊蕩，突然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也說不清自己是誰。這些有精神問題的「遊民」，就成為玉里養護所第一批住民。

平常我要照顧急性病房病人，要負責總醫師的行政業務，在祥和園區，我負責門診開藥、每月一次team meeting。長照園區的主體是護理科管轄的護士與照服員。醫生在這種體系裡頗有虛榮，我第一次進祥和園區時，照服員就叫所有病人拍手鼓掌，嚇我一跳。不過，平常一棟100人病房裡，只有一兩位班長在場。如何管理這100位病人，班長們自然有其一套方法。教科書上找不到這些訣竅，因為國外寫教科書的那些國家都很有錢，不可能出現這種1:100的狀況。政府財力有限、照護人力不足，怎麼辦？玉里醫院的優勢是土地大、病房大、空氣新鮮、看得到陽光，這對病人多少有些幫助。

很快，熟悉園區後，我就可以一早上看完50位病人，因為這裡的病人很穩定，也很少需要調藥。但一直do藥（照上次開藥）也很無趣，所以我也會想一些話題來讓病人開口。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名喚「水牛」的老病人跟我說，醫生，我很想家。

起初我也只是記錄起來，這邊那個清醒的病人不想家呢？只是縱使有家也歸不得。但後來水牛伯每次看診都說想家，我就一路問下去。水牛伯來醫院快40年了，他回憶說，他來醫院前住在新營某個廟旁，小時候讀新營國小。一些線索越來越清楚，少不更事、一腔熱血，其實對這些病人還不夠瞭解的我，就興起來幫水牛伯找家人的衝動。病人當然高興答應，我跟當時的玉里醫院院長張堯舜醫師報備過後，就請智邦生活館在週報幫忙發這消息，請網友如果有長輩40年前曾住在新營附近，就寄水牛伯的相片給長輩認一下。

沒想到網路傳播、轉寄的力量太驚人，這種感人議題一瞬間引爆。和我合作的社工員簡俐蓉小姐接到許多電話，而倒楣的報社記者信箱也被聰明的網友灌滿。某一天，有兩三家媒體記者終於忍不住，互相約約就殺到醫院來，要求醫院一定要讓他們採訪。醫院對於記者進入園區拍攝自然有諸多考量，但如此情勢，也不能不讓記者進來。

電視台介紹了玉里醫院，介紹了想家的水牛伯，內容都很正面，但還是沒有下文。本來以為事情就這樣了，沒想到有一位三立電視台的記者鍥而不捨，直接跟醫院高層談，希望醫院能帶水牛伯到新營找家人，他想拍攝這過程。正巧醫院要派車到高雄縣接一批因為原居住醫院評鑑不合格，被政府接收的病人。於是醫院派我帶隊，同時帶著水牛伯跟三立記者，從玉里直接搭遊覽車到新營，接病人前先帶水牛伯找家人。

三立記者離開花蓮時，打電話請中天記者幫他cover一下，如果花東突然出現大事，要幫他傳影帶回三立。結果就是，我們到達新營時，全台灣的電視台都派記者來迎接。到了新營，人海茫茫，到哪裡找家人呢？第一站我們當然就到當地里長家，里長找了一群歐里桑，可是沒有人認得。於是我們又帶水牛伯到廟旁，但物故人非，一排排水泥建築物已不是他熟悉的景象。這時，奇蹟突然出現，一位已經七十歲，但身體很勇健的阿伯，騎機車經過我們行列，突然大叫：「你不是水牛嗎！」（好驚人的記憶力！）

經過阿伯說明，我們才知道，他認識水牛伯時，水牛伯已經是遊民，經他收留在他家當長工，幾年後走失，又被當成遊民送往玉里。往前回推，水牛伯跟親人失散已經四十幾年，要找到家人的希望是更加渺茫。於是我們就帶著水牛伯吃餐廳合菜、看電視報導、住旅館，隔天接了病人就回玉里。

另一個插曲是：兩年前，發生財務危機的台灣日報竟然抄抄網路信件，就重發一次水牛伯找家人的新聞。沒想到這條新聞被送上雅虎。於是玉里醫院社工室的電話又被擠爆，許多人想找已經離職的簡小姐。有尋人專家自願效勞，也有好心人回家問媽媽覺得媽媽應該認識水牛的爸爸（可惜比對之後條件不符）。一陣熱潮後，還是沒人找到水牛伯的家人。

水牛伯事件是我無心插柳，在我到玉里醫院之前，水牛伯就曾在電視上以遊民身份協尋，我不過是從網路再做一次相同的事情。只是，我沒想到，網路轉寄引起的效應反而更大於電視協尋，之後的記者採訪、專車返鄉已經不是我能左右，更別說意外的台灣日報報導。現在回想，的確是一腔熱血，沒有想到各種可能衍生的複雜現象。如果真找到水牛伯的家人，可能也只能高興一天，接下來衍生的問題，家屬如何面對失散四十年沒見面的病人，如何安排雙方的互動，恐怕玉里醫院跟台南當地的衛生局、社會局就有得忙了。而電視傳播醫院努力幫病人找家屬的故事，對促進社會大眾關懷精神病人應是好事，但如果家屬真的出現了，媒體會不會變得噬血、轉而傷害家屬？有許多未知數。

現在水牛伯還是很快樂地過著他無憂無慮的生活。當然，他老了，記憶力也不好了。某次看診時，我問他說，你知道我是誰嗎？他回答，我怎麼知道你是哪位醫師？我正要記錄到病歷上時，他突然大聲說：「啊，你就是那位帶我回去找家人的醫師！」他笑得很燦爛、很開心。五年了，這件事情還留存在他的記憶裡。這時，我才能肯定的說，雖然工程浩大、看似徒勞無功，我們到底是有做對了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