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副刊主任楊澤於11月10日＜人間副刊＞，發表題名＜打狗文學的「氣口」＞一文自抒擔任打狗文學獎評審心得，文中提及相對於全球化下的地方特殊性：「地方文學獎的評審的特殊任務或挑戰，似乎便在於，如何了解『地方性』的要義，得其環中，並據之以評定參賽作品的優勝高下。」

立意甚佳，然綜觀全文，卻無從獲知地方文學獎（或打狗文學獎）的「氣口」究竟所謂為何？那究竟意味著敘述腔調之差異（足以被辯識的遣辭造句）？抑或指涉在地精神（大船入港之於高雄、時尚都會之於台北）？就此，楊澤指出：「『氣口』彷若家族、同鄉所共同創作的，那首源遠流長的歌謠，在日積月累的時間沖積扇中，堆疊著世代居民的神態樣貌、今天我們話語的微妙表情。即使是在台灣這個小小的島上，我們也擁有自身獨特的袖珍型南腔北調。」

是啊，南腔北調，問題是，打狗文學獎是否呈現了這樣的「氣口」？更進一步言，行之有年的台灣地方文學獎，是否具備了這類可供辯識的「作品需反映出○○地特色、人文、風土民情者」？又，反映「地方特色、人文、風土民情者」，是否即可稱之為地方文學的「氣口」？這一直如「使用台灣話寫作就是台灣文學」的論調，早在三○年代即產生「台灣話文論戰」，則揆諸今日致力於突顯地方文學特色的台灣地方文學獎，這些年來究竟反映了何種「氣口」？會不會那其實是各路寫手裝腔作勢的「置入性行銷」（「從熱帶海洋、港口、到加工出口區，到今天都市規劃所形成的著名標的──八五東帝士大樓、愛河、城市光廊。今日的高雄，宛如一幅色彩繽紛的拼貼織錦，日夜放光。」）？抑或政治正確下的「對著評審胃口開菜單」（東年語）？或者淪為「地方文學獎鏢客」之珍饈？

換言之，在楊澤論述所謂地方文學獎的「氣口」以為打狗文學獎拉抬聲勢的同時，我們不免困惑，台灣是否真具備所謂的「地方文學」？或者我們換個問法好了，文學的地域性意味著什麼？文學是否必然具備了地域性？以美國小說家福克納（Faulkner，1897-1962）、史坦貝克（Steinbeck，1902-1968）為例，我們該說他們的文學是地域文學抑或國際性文學？或者長久以來那些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者們，我們能說：「啊，這真真正正就是日本文學吶」，或者：「啊，這是土耳其文學最大的收穫」！？

無可否認，文學有部分涵養必得之於地域，但能否以地域囿之，此點莫言早在＜超越故鄉＞（收錄於《會唱歌的牆》，2000，麥田出版）即點明：「故鄉的經歷、故鄉的風景、故鄉的傳說，是任何一個作家都難以逃脫的夢境，但要將這夢境變成小說，必須賦予這夢境以思想，這思想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你將達到的高度。」亦即地方／故鄉既是作家的血骨，也是作家的陷井，如何超越地域／故鄉，進而使小說創作成為「一則好的神話」（納博可夫之語）才是創作者念茲在茲之事。

不幸的是，置於地方風土民情（在這裡或許我們必須提問：台灣真的有所謂的「地方特色」？地方文學的「氣口」總不會是地貌與土產之分別吧？）脈絡下的地方文學獎，近年大有淪為地方政府「你有，我也得有」的官僚心態。以目前舉辦的地方文學獎計，也僅存嘉義縣市與台東縣市未設地方文學獎，其餘縣市皆設有地方文學獎（通常是省轄市與直轄市舉辦，近年來，部分縣轄市亦設有地方文學獎，如中和庄文學獎、「城市之窗」三重文學獎……），然而揆諸地方文學獎作品，真正被記住的作品為何？哪一作品又真正突顯了地方特色？

再者，在地方政府限縮經費的情況下，地方文學獎作品流通有限，部分得獎合集往往淪為得獎者家裡一本十元有找的二手書，形成近年來作者與評審間諜對諜攻防，但拔劍四顧，空盪盪無一讀者，不啻為創作者之悲哀，也是台灣地方文學極其扭曲之處（創作者理直氣壯指出副刊輕薄短小不利發表，但地方文學獎的發表囿於傳播有限更加沒人看到）。最為核心的命題是：年復一年的參賽、評審、名單揭曉，台灣的文學創作力是否因此而提升？視野是否因此而擴展？閱讀的人口呢？

即以11月8日舉行的台北縣文學獎為例，照例有徵文規則、有評審、有獎金、有頒獎、有音樂以及有會後餐點，然後呢？總讓參賽者感到哪裡失落了，許是過於制式的頒獎過程（「來來來，我們請最關心文藝的縣議員○○○致詞……」【為什麼不是台北縣知名創作者頒獎呢？為什麼這類的頒獎典禮總是成為評審、參賽者以及政治候選人大拜拜似的趕場事務？】），也許是早預知的參賽機制（「又是這批『萬年評審』！？」【這些評審對台北縣的瞭解？對台北縣地方文學的理解？】），當然，更可能是那本委外（中時媒體集團整合行銷處）製作的得獎作品集，竟未收錄全部評審委員的意見（比方小說組的楊照與散文組的劉克襄如人間蒸發般消失了），就連評審過程也省了。更糟的是，部分評審各自表述心中的「第一名作品」，攪得真正的首獎作品反成了陪榜貨。

（整場頒獎典禮，大概就是那副委由藝術家陳志宏【待考】親手繪製的獎牌，使人感到一絲絲屬於文學的人的溫暖）

而既然強調地方文學性，則得獎作品集何以採用韓愈的＜石鼓歌＞作為封面底圖，卻不以北縣知名作家作品為例？比方馬偕醫生之於淡水，比方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話語文學論戰健將郭秋生之於新莊，比方小說家吳念真之於瑞芳？再說，封面底圖為淡水紅毛城（待考），則圖文又有何干？

除了前述問題外，台北縣文學獎大概也是全部地方文學獎中，首開先例只給得獎者一本合集的主辦單位（論者不免要說：「那很好啊，免得又拿去二手書店賤賣了。」但若從流通的機制考量，只發給參賽者一本，試問如何使作品分享出去）？出現這樣荒誕的情況，不外乎委外辦理頒獎與製作得獎專集之故（更正：2009年11月23日收到委外單位所寄發之另外九本得獎專輯）。那麼，我們不免要問：台北縣文化局何以必須委外進行此一作業（因為本局人員無能力進行作業？）？是否有法源依據？其他縣市文學獎是否亦委外（僅因為該單位是公關公司，而非以文學考量？）辦理類似活動？

事實上，擔任評審總召的廖玉蕙教授於致詞時，即已指出得獎合集之問題，但細思此豈獨為台北縣文學獎之病？以澎湖縣菊島文學獎為例，文化局甚至以經費不足為由，乾脆連頒獎典禮也「不克舉辦」了，獎牌獎金一律採郵寄發放，得獎合集則於名單揭曉後近十個月方印製完成，凡此種種，意味著什麼（尤有甚者，何以評審不是呂則之？陳淑瑤？而是多與澎湖毫無地緣關係的文學人）？莫非地方文學獎已淪一種形式？地方文學獎有簡章、有評審、有獎金，卻沒有對文學創作應有的尊重？

誠然，部分獲獎者不尊重地方文學獎頒獎典禮也是該受檢視之處，以今年鳳邑文學獎為例，三類首獎得主僅來了一位（見：http://mypaper.pchome.com.tw/bottom1/post/1320244278），這也難免使外界產生不當聯想，錯認參賽者志在獎金而不在文學創作，至此，地方性文學獎也難免被譏為「獎金獵人」競逐之域，也被前行代視為「啊？你還在參加地方文學獎啊」之無公信力獎項。

儘管，大環境之情勢極不利於創作者們，儘管，我們早已錯失了屬於文學的「黃金年代」，然而對於文學創作者的敬意，相信仍是多數創作者向來秉持的信念。台灣地方文學獎自府城文學獎創設以來（此點待考），迄今也達十五年時光，面對年復一年趕場似的錦上添花（獎座集集樂？環島出遊樂？獎金累積賽？得獎焦慮症？），地方文學獎的「氣口」，以及地方文學獎何去何從，也該是被反思、被正視的時候。值此文建會主委交替之際，或可請新任官思索此一命題，也請有志於此的研究生，將之實踐為研究論文（應可作為碩士論文之命題）的探問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