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先生與我同年，屬猴，比我大半歲。我做職業作家的時代，都叫他高先生，1980年元月他找我來「人間」副刊做撰述委員，就跟著「人間」同事叫他高公。有一次在外面聚會聊天，發現許博允、余範英也都出生於1944年：許博允最長，依次是高信疆，余範英，我最小。後來我們四人偶而在同一場合見面，範英姊都伸長了手臂把我們三人抱在一起，興奮的熱情的說：「哎呀，我們四隻猴子又在一起了﹗」——那個畫面，如今已經停格；真想不到高公再也不能和我們抱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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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是一個心胸非常開闊的人，即使有人做了對不起他的事，他也頂多微微皺著眉頭嘆氣說：「唉，怎麼會這樣呢﹖」——我從來沒看過他發脾氣，或對任何人說過一句重話。

他也是一個性格非常堅毅又非常浪漫熱情的人，這些人格特質反映在他主編的「人間」副刊與「人間」雜誌，也反映在他生活裡的行事作為。他青年時代曾以筆名「高上秦」寫詩，與林煥彰、陳芳明、蘇紹連等人合組「龍族詩社」，備受矚詩壇前輩矚目。1973年進入「人間」副刊工作後，全心投入編務，詩的創作漸趨荒廢，「人間」的光芒與高信疆的個人魅力則傳誦海內外。尤其1974年推出「當代中國小說大展」，更是驚動一時；我的〈拾玉鐲〉就是他約寫的。當時《中國時報》每月訂費45元，業務部甚至接受一種特別的訂戶——只訂「人間」副刊，每月訂費15元。

1979年11月中旬，我寫了一篇〈何處是我的立足點〉，文長七千多字，是我在漢城訪問南韓著名女作家許槿旭的報導。我打電話問他「人間」要不要登，他立即約我在中山堂附近一家咖啡館見面，帶著太太柯元馨同來，很仔細的看完稿子，26日即在「人間」分上下兩日發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走出咖啡館後，他指著馬路邊一輛雪白的小轎車說：「這輛車是余先生給我的獎金。」——聽說價值二十萬；彼時我在《聯合報》的月薪只有一萬八千元。

1980年元月我到「人間」副刊工作後，《中國時報》宣布報份突破百萬，每日三大張像印鈔機，登在「人間」的每一個字都像擲地有聲。高公除了開發版面內容，也時常舉辦文化座談等活動。那時他還兼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策劃出版一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為報社賺了七千多萬。如此意氣風發，卻也幾乎沒日沒夜，永遠忙個不停。當時他的大兒子士軒還在讀小學，有時放學就到「人間」辦公室，邊寫功課邊等著看爸爸。但往往媽媽下班要帶他回家了，爸爸還沒回到辦公室。有一次士軒鄭重的寫了幾個大字貼在高公的辦公桌上：「爸爸回家吃晚飯」。我們都笑了，對士軒說：「你爸爸那麼忙，哪有空回家吃晚飯﹖」士軒也笑了，紅著臉說：「沒關係，只要爸爸記得就好。」有一次辦演講活動，高公的母親也來參加，他有些難為情的問她：「妳怎麼也來了﹖」他媽媽理直氣壯的說：「我好久沒看到你這個老么了，來看看你到底在忙些啥﹖」

高公都在忙些啥呢﹖當然都在忙約稿。有些作家約了喝咖啡，有些約了吃晚飯，還有些約了吃宵夜。那是報業黃金時代，所有交際應酬都能實報實銷；所以問題不是金錢，而是時間。尤其一些大牌作家不愛出門，他都得親自上門磨感情。有一次他到梁實秋家約稿，高太太事忙不能開車送他去，他坐計程車到了梁家樓下，對司機說：「我上去找朋友談點事情，大約一個小時下來，請你在這裡等我。」  

結果三個小時過去了，他還沒下來。司機看他斯文優雅的樣子不像會騙人，也就守著大門繼續等。又過了一小時，梁公終於答應抽空給「人間」一篇散文，他才對梁公說：「那我也該走了，計程車司機還在樓下等我呢。」

梁公陪著他下樓，目送他上了車，轉身上樓提筆急書。

三天後，梁公的大作已經寄達「人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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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傾了全部的心力獻給他熱愛的文化志業，也因此疏忽了生活的飲食與健康。他的一生，可說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燒。他是我最敬重的文學編輯人，此刻匆匆寫這幾個字，實在難以表達內心的不捨於萬一，只能浪漫的想著，到了天國的高公，也許又能意氣風發的去找梁實秋約稿吧？

——高信疆先生不幸於5月5日晚上9點24分往生，這是5月6日下午受「人間」副刊邀稿匆忙寫的，5月7日見報時標題被改為〈縱橫人間的浪漫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