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葉老之懷想

高鐵列車已經離開左營站。

十二月末的周日，午後陽光漠漠，灰綠色的田野似有幾隻白鷺鷥飛過。

但是，田裡沒有牛，也沒有人。

再過兩日即是牛年，屬牛的葉老卻已遠去了。

我閉起了眼睛，在淚水裡回想著與葉老的初識，以及告別。

那是一段漫長的投影︰三個坐過牢的作家，走了三條不一樣的路，卻在我的生命裡交錯而過，逐一離去。

解脫肉身勞苦，留下精神典範

2008年12月28日上午，葉老告別式在高雄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行。會場布置著挺直的翠竹，雪白的玫瑰與百合。六百多個文藝界友人肅靜而坐，有些政治人物則來去匆匆。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別舉行任何告別式、宗教儀式或鮮花、哀悼。我是個歹命人不值得別人為我奔喪。…我希望死了迅速付之火化，骨灰撒在大海裡抑或田地。…能夠回饋大自然，這是我的光榮。…」——

葉老十年前在〈我的老化，我的病史〉裡對自己的死亡寫下如此坦然的預言。然而沒有誰能接納那樣寬宏的宇宙觀。葉老的訃聞裡不但隆重的列了近百位治喪委員，也註明「追思儀式後隨即發引靈骨安奉於元亨寺。」——這是家人友輩對他辛勞一生的不捨，我乃能一早從台北出發，抵達這素樸的會場，送別我所尊敬的，給過我許多惕厲的葉老。

在玫瑰與百合的上方，葉老的照片懸掛於高牆之上俯視著眾人。當我坐下來仰望，那微笑的臉有稜有角，堅毅的神色彷彿在說︰「你也要堅強！」但那細瞇的眼睛啊，藏著多深的疲憊！我的耳邊傳來最近幾年他常說的那句自嘲︰「啊，一身軀攏是病，卡緊死死咧卡好啦…！」——告別的此刻，我確知那疲憊的眼睛已經長眠，戰鬥了一生的靈魂也獲得安息。

葉老身材矮小，嗓音高亢，性格堅毅而熱情。二十七歲因閱讀毛澤東著作入獄三年，出獄後遊走過十餘年驚惶噤聲的歲月，抽菸史長達六十多年，藉酒澆愁也有三十餘載。中年後飽受自己及家人的疾病侵擾，卻仍毅力堅忍筆耕不停，出版了近百本創作和譯作。12月11日以八十四之齡遠去，終於解脫了肉身的勞苦，也為後輩留下了精神的典範。

自此而後，「台灣文學」的陣營消失了一個鏗鏘直言的長者，左營這個他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舊城也不再有他清晨漫步的身影。

「叛亂犯」，「思想犯」，「政治犯」

葉老與我母親同年，早在青少年時代就以日文發表過許多小說。但是多麼不幸，我初識「葉石濤」這三個字，是從「坐牢」這兩個字開始的。

1964年3月我從雲林農村來台北做職業作家，65年5月嫁給一個曾因叛亂罪入獄十年，也發表過一些小說的藝文記者楊蔚。11月初的一個晚上，他從報社下班後帶回11月號的《文星》雜誌，指著葉老那篇〈台灣的鄉土文學〉說：「這裡面有提到妳。」我正要開始翻閱，他又說：「這個台南人，以前坐牢時曾跟我關在一起……。」

我問他關在哪裡，他說︰「問那麼多幹嗎？妳只要知道他也坐過牢—」然後吸著菸不再言語。——那是他的習慣：說到牢獄的事，如果他不想說，扳開他的嘴還會被咬一口。——

我在家鄉讀小學時已知悉一些鄉村知識菁英被捕的故事。那時尚無「白色恐怖」的說法。所有讀過所謂「匪書」或是加入所謂「匪黨組織」的人，被國府逮捕後都稱「叛亂犯」，在民間則被稱為「思想犯」或「政治犯」。十九歲來台北後，陸續認識了寫《亞細亞的孤兒》並創辦《台灣文藝》的吳濁流，寫《濁流三部曲》並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的鍾肇政等台灣前輩作家，也認識了朱西甯、司馬中原等著名的外省作家；但除了楊蔚這個山東人，沒聽說其他坐過牢的作家。

一個小說寫作者，可以在社會各角落截取寫作題材，唯有「牢獄」是封閉的大牆，必須親入其內才能觀察其中曲折。這使我對坐過牢的作家充滿了同情與期待，認識楊蔚不久就嫁給了他。

然而，在那表面安靜的戒嚴年代，穿著便服的警察每周上門「聊天」，楊蔚始終不敢寫出他的牢獄故事。

從〈台灣的鄉土文學〉牢記了「葉石濤」這個名字

那個翻開《文星》的秋天夜晚，二十歲的我知悉了第二個坐過牢的作家，也從此牢記了「葉石濤」這個名字。

更讓我驚訝的是，當時只發表了十餘篇小說的我，竟真的在那篇論述裡看到自己的名字。

從此，我知道他以評論家的角度審視著我，我則以讀者的仰慕閱讀著他。

〈台灣的鄉土文學〉是葉老出獄十二年後，決定重返文壇的第四篇作品。他依各人發表作品的先後，把台灣作家分為日據時代的戰前派、戰中派及光復後的戰後派；論述的作家包括賴和、楊逵、龍瑛宗、呂赫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林海音等三十餘位。在戰後派的論述裡，他認為國府遷台後，「真正屬於中國文學一環的鄉土文學，迅速地茁長、開花，結果。日文的障礙既不復存在，在文字的技巧上也難以分辨出本省作家來了。以鄉土文學苦難的歷史來說，這是個黃金時代…。」不過，「後期的作家已經沒有鄉土的觀念，或者他們的文學從揚棄鄉土上出發。廣大的世界，歐美文學的迷惑緊抓著他們不放…。」在這樣的批判之後，出現了我和林懷民的名字：

「試看，季季的小說，雖然她的小說還沒有失去故事的一貫性和統一的色調，但不可避免地小說的形式逐漸在崩潰、解體之中。這種傾向在最年輕又最新的作家林懷民的作品中最明顯地看得出來。…」

葉老論述的作家，大多已出版過著作。剛出道的懷民和我則尚未出書，可見他平時閱讀各報刊雜誌的廣泛和細心。

不過，在戰後派的論述裡，葉老沒有提到當時也已發表不少小說的黃春明、陳映真、七等生、李喬等人。直到2008年，我才從他1965年12月初致鍾肇政的信中發現部分答案：「你寫的〈二十年來台灣文藝的發展〉，我早已剪貼保存了；我在文星寫的那一篇是八月脫稿的，如果我晚一點寫，你這篇可糾正我很多的錯誤。我打算寫翠峰、李喬而竟一時疏忽沒寫上，真是遺憾之至。」次年一月的信中還說：「刊載於《文星》的那篇評論約有一萬字，因《文星》倒閉，一文錢也沒拿到。」但是對於遺漏陳映真等人仍無說明。

〈獄中記〉的第一段…

1966年6月，葉老在《幼獅文藝》發表〈獄中記〉﹙復出後第五篇作品﹚。我以為他突破戒嚴年代的恐懼，勇敢的寫出了個人的入獄經驗，迫不及待的翻開閱讀，在第一段看到深受震撼的文字：「顯然他的心智繼續在衰凋之中，長期的營養失調和茫然枯坐期望，將他僅存的一絲思考的觸角也摧毀殆盡了。他的悲哀和抑鬱緩慢地腐蝕了他的靈魂，他就是一具活屍…，他常憶起英國作家史威夫特，據說這個作家發狂的時候，幻想自己是從頭頂上一直逐漸枯萎、凋謝的一棵槁木。」

但是細讀之後才知主角是年輕的醫生李淳，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涉嫌「叛國」，從廈門返台後被日警逮捕下獄…。

葉老入獄是二十七歲至三十歲﹙1951—1954﹚，發表〈獄中記〉時四十二歲。以《格列佛遊記》聞名的史威夫特﹙1667—1745﹚，晚年確因腦病導致精神失常。葉老以那樣的回憶揭開李淳在獄中的序幕，那慘酷的回憶藏著多少自我的投射！﹙卻到1987年解嚴後才陸續以散文和小說書寫其牢獄故事，尤以1991年《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0年代》最詳細感人。﹚

任何走出牢獄的人都怕再進入那非人的世界

關於政治犯在獄中的情景與心境，其實我已聽楊蔚說過多次。獄中的擁擠，焦慮，癲狂，飢餓，污穢，以及「叫號」槍決的恐懼，不管是在軍法處看守所或者火燒島，其本質都是相同的；任何走出牢獄的人都怕再進入那非人的世界。﹙葉老在他後期散文裡也多次提到這種恐懼對他書寫的影響，如1998年7月〈我的出書經驗〉裡這句：「七0年代末期的台灣還在戒嚴令的箝口令中。國民黨忙於查禁書籍，掃除異端，搞不好的話文學工作者都有被捕坐牢之險。我謹慎下筆，文章中不忘加一兩句歌頌政府的話，真是慚愧。苟活於獨裁統治下的文人古今皆然…。」

1967年，害怕再度被捕的楊蔚受到警總案外案的監控與牽連，已經陷入自我沉淪的邊緣。1966年4月出版第一本書《屬於十七歲的》並於11月做了母親的我，仍然每日忙於寫稿和照顧兒子，沒有警覺一顆炸彈已經埋在腳前。而復出文壇的葉老則開始走入創作高峰期，又發表了〈男盜女娼〉、〈青瓦之家〉、〈羅桑榮和四個女人〉、〈行醫記〉等小說。同時也持續著對台灣文學的觀察，於那年10月發表〈兩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小說〉﹙1966—至67﹚。這次他終於提到李喬、七等生、黃春明。提到我的作品時，觀點也已改變：「女作家之中季季是視點較為廣闊的一個作者。作風已從初期的小說瀰漫著的漂泊氣氛脫出，逐漸趨向定型。因此，小說的手法回歸到傳統的小說作品較為厚重，對男人的世界也有較為真實的描寫。」

然而，仍然沒有提到早以〈將軍族〉等二十餘篇小說知名的陳映真。

與陳映真的觀念差異浮上檯面

陳映真是我所認識的第四個坐過牢的作家﹙第三個是1968年1月入獄九年的柏楊﹚。1966年10月，陳映真與黃春明、尉天驄等人創辦《文學季刊》，也仍不時與早先就認識的「大哥」楊蔚聚會並到我家來約他寫稿；自己從第一期到次年7月第四期連續發表〈最後的夏日〉、〈第一件差事〉等四篇小說。或因忙於「幼稚形式的組織」，第五期後沒再發表小說。「1968年5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陳映真〈後街〉，1993﹚藝文界一時風聲鶴唳。這年12月，葉老發表〈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兼論省籍作家的特質〉終於提到陳映真：「陳映真的小說並不多，倒是有些文學評論涉及到現時社會、道德、政治的一鱗半爪，恰如這一代年輕人的代辯人，有複雜的思考性和隱晦不顯的良知。」

那時，涉入陳映真案的楊蔚沒有被捕，卻已道德破碎行為錯亂，我也因而瀕臨崩潰，直到1971年秋天才獲允離婚。

1975年夏天，陳映真「遠行」歸來，次年並曾協助《夏潮》編務。1977年5月，葉老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陳映真立即於鍾肇政主編的《台灣文藝》6月號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加以批判，兩人在文學與政治上的觀念差異浮上檯面，也引爆了更火熱的鄉土文學論戰，文藝界再度陷入風聲鶴唳之中。

直到那時，我還沒見過葉老。只知他住在左營，離台北很遠。

看到那一句時，我哭了

1977年12月，《台灣文藝》推出「季季作品研究專輯」，鍾肇政請葉老寫了一篇〈季季論—台灣婦女生活中的「詩與真實」〉。那幾年我為了生活拚命寫稿，水準參差，彼時已出版11本小說1本散文，為了孩子的教育費並已進入《聯合報》服務。葉老那篇近六千字的評論把我的作品分為四個小說群，論述第二小說群部分也提到陳映真：「其中像〈異鄉之死〉、〈野火〉等一系列的小說深刻地描寫了大陸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憂患遭遇。以一個本地人的立場來寫大陸人生活的辛酸面，含有這麼強烈同情心的作品除去陳映真之小說之外真是難得一見。…」又說：「季季的婚姻經驗也給她帶來省察現代兩性關係及家庭生活的慧眼。在處理這些題材時，季季有現代人的冷漠及帶有抒情氣味的觀察。…難道季季同曼絲菲爾一樣備嚐愛情和生活的挫折感嗎﹖」

在結尾倒數第二段，葉老說：「只有季季突破了這階段，忍受著生活的挫折和苦難，拓寬了視野，以豐沛的精力，不斷地創造作品，這堅毅的精神委實值得我們沉思。」

看到那一句時，我哭了。

彼時葉老和一些文藝界朋友一樣，大概聽說我已離婚，但都不知其原因和陳映真案及白色恐怖之間的關係。當然也不知我離婚後一直受到前夫的自殺威脅與金錢索求，對生命的本質產生懷疑，對小說的理想也近幻滅，無法開拓他在評論裡對我的諸多寄望。當時只能無奈的想著：如果有一天和葉老見了面，要如何向他解釋呢？

「妳最近怎麼都沒有寫小說﹖」

1979年9月2日下午，我終於第一次見到葉老。那天他到台北的大陸餐廳出席第四屆聯合報小說獎總評會議，我是初審委員兼工作人員，葉老是決審委員。那屆決審委員還有彭歌、朱炎、陳若曦、張系國。陳若曦在美國以文字意見託聯副主編瘂弦代為投票，現場的三人有兩人是鄉土文學論戰時的批判派。但葉老神態自若，有備而來，逐篇意見均詳細寫在筆記本，發言極為謹慎。他大力支持的鄉土小說〈竹仔開花〉（廖蕾夫）最後獲得第二名。﹙那年我編年度小說也選了這篇。﹚

會議開始之前，我走到葉老面前自我介紹，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說：「妳最近怎麼都沒有寫小說﹖」我激動得拼命點頭謝謝他，卻不知如何作答。他感知了我的無助，輕拍我的肩膀說：「要加油啊﹗」

「阿濤伯，這個人是你嗎﹖」

1980年我轉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工作後，葉老也多次擔任時報文學獎小說決審委員並發表作品，與他漸漸熟了，認識了他熱情幽默而平易近人的一面。1982年第五屆決審會議，他說第一屆時很隆重，決審委員的照片和名字在報上登得好大，他平時在學校很低調，年輕的同事又大多不看書，不知道他是作家，拿著報紙去問他：「阿濤伯，這個人是你嗎﹖」他立即否認，說是同名同姓。同事還將信將疑的說：「這個人真的很像你耶。」

1984年第七屆會議，他一進門就從提袋裡拿出好幾包菸說：「來來，來抽大陸菸。」司馬中原問他哪裡買的，一包多少錢﹖他說：「很便宜啦，一包不到十塊錢，我們左營有一個哈囉市場，什麼走私貨都有……。」

1987年，《台灣文學史綱》出版，我推薦他獲得第十屆時報文學獎「文學特別貢獻獎」。那年夏天他母親去世，秋天來台北領獎時特別對我說：「可惜我老母看不到﹗」

葉老是長子，母親在他心目中是「戰鬥的天使」，他也像她「愛做什麼就做了什麼，無怨無悔，毫不受人家掣肘」。有一陣他母親中風又患丹毒，拖好久治不好，我打電話約他寫稿，常常響了二三十聲才來接：「葉老，你在寫稿啊﹖」他答：「沒啦，在給我老母擦藥啦，伊的傷口快要見骨啦﹗」——那正是他寫《台灣文學史綱》的時候。

葉老在《台灣文學史綱》裡終於給陳映真較多的篇幅，將其作品分為1968年入獄前及1975年出獄後兩個階段加以論述並予結論：「陳映真是富於知性的思索性作家，這個資質在海峽兩岸作家中很難尋覓。」

1987年解嚴後政治風氣逐漸改變，葉老1998年在〈我的出書經驗〉裡如此直言：「…我在《夏潮》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表明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這招來了陳映真指控我是分離主義者。這指控很正確，我正是唾棄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分離主義者。」

認同者從中汲取養分，反對者從中取得炮火

葉老自稱遺傳了其父膽小謹慎的性格，但我每次與他說話，不管是見面或在電話裡，總感覺他的內心彷彿一座火山，話語不斷噴發，有時激切而幽默，有時猛烈而無情，出發點則大多是對台灣文學及創作者的期望與關懷。我認識的作家不少，像他那樣不時為台灣文學前景憂心直言的作家卻不多。這種直言無悔的性格，使他的話語在不同的文學陣營裡被各異的意識形態解讀：認同者從中汲取養分，反對者從中取得炮火，也不免招致誤解與曲辱，但他仍勇往前行，哪有膽小？

2008年4月，20卷《葉石濤全集》出版，其中包括他1965年12月至1995年11月致鍾肇政的三百多書信。細讀那些信，才知直言不止是他的個性與思想表達，更是他在困頓生活中抒發鬱悶的無奈途徑。且看1985年8月31日第三段：「我的情況比你還惡劣。我有八十五歲的老母要奉養，兒子又患了麻煩的疾病。月薪等付利息還不夠，只勉強靠微薄的稿費度日。哪天付不出利息了，我就只好宣布破產，我的債務如今已高達四、五百萬元。每天都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所寫的東西也亂七八糟。為了錢而潦草下筆。這樣的我，實在是早死早超生。晚年還遭遇這樣的困境，簡直就是惡夢一場。更何況年輕時代就已經吃了過多苦頭了。…」

—彼時葉老虛齡六十；那些話語彷彿是我年輕時代的寫照。

壓抑而婉轉的晚年告白

一個人活到八十多歲，價值觀與時俱移，記憶層疊交替，言說難免前後不一。我所讀過的葉老言論，有一次內容與上述書信有關，卻失去了向來的直言風格。

2002年，高雄市文獻會為葉老進行口述歷史，彼時他已七十八歲，父母往生多年，長子四十三歲未婚，次子四十歲已婚並有一男一女。他的長子青年時代被教官打傷頭腦，導致後來精神失常。他致鍾肇政信中「兒子又患了麻煩的疾病」即指此事。葉老多次對我說起，長子發作起來「會打人摔物件，一點辦法也無。」可是主訪者張守真在口述歷史第九章「出獄後的困境與人生轉捩點」中問及他的家庭情況，時任國策顧問的葉老在第一段如此回答：「我的大兒子四十多歲了，是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沒結婚，目前獨自一人就業、定居在美國，很少與我們聯絡，只要他健康、自由就好了，我沒什麼意見。」——看到這句壓抑而婉轉的晚年告白，就如當年看他在《季季論》對我情感生活的質疑，眼淚再度滴下書頁。

葉老1985年寫那封信給鍾老時尚未退休，每日需從左營到橋頭鄉教小學，上有老母中風住院，下有長子精神失常，債台高築，確實「是惡夢一場」。然而，也是在這一年，他開始撰寫《台灣文學史綱》，以一己之力傾三年之功完成，毅力之強韌，在台灣作家中可說無出其右。

在葉老告別式的會場，他的次子偕其媳與孫子孫女站在一旁答禮，長子則未能出席。葉老遠行之際，心內必然還有一份牽掛吧？

為時代留下滾燙的受難紀錄

2004年9月，曾與葉老同獄的楊蔚於印尼東爪哇島去世。

2006年6月，陳映真「遠行」北京，9月二度中風後臥病迄今。

2008年12月，葉老於高雄往生。

三個坐過牢的作家，其中兩人都寫出了他們的牢獄文學，為時代留下滾燙的受難紀錄。只有坐牢最久的楊蔚，流亂頹廢，終其生畏懼以文字告白牢獄之災。2006年11月我出版《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後，葉老安慰我：「妳的苦難都過去了，以後要好好寫作！」

我謹記著他的話來向他告別，也希望餘生能以「好好寫作」回報他。

——原載2009.3.9至10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