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曉玲 紀錄整理

編案﹕相差二十二歲的前輩作家季季和中生代作家鍾文音，都出身於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鍾文音的三叔公與季季的父親是朋友，兩個堂姑和季季更是讀永定國小與虎尾女中的校友，兩人不僅對原鄉有著許多切割不斷的記憶，對鄉土與城市的對比也有深刻感受。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她們在見證新舊文化台北的明星咖啡館，對話出兩代永定女子不同的台北記憶與時代的斷裂印象。

從明星咖啡館到流動咖啡館的寫作

季季：

我和文音有兩種奇妙的緣分。

一、2000年她以〈心寬的年代〉獲得第一屆劉紹唐傳記文學獎，我發現她文內提到的長輩不是我父親的朋友就是我的小學同學，因此知道她是我的永定同鄉。二、我1964年來台北後做了十四年專業作家才進入新聞界工作，文音則在新聞界工作幾年後辭職專心寫作﹔如今我已退休，和文音一樣是專業作家。

我十九歲到台北來兩個多月，皇冠與我簽約做基本作家，當時我最重要的寫作場域就是明星咖啡館。那時我在永和租房子，小小的房間裡沒有書桌，只能俯在竹床上寫作，總是寫得腰痠背痛。為了能有舒適的桌子寫稿，就常到明星咖啡館。一九六四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五月結婚前，我常常坐在明星三樓，面向著對面的城隍廟寫作，我的第一本書《屬於十七歲的》，大部分是在這裡完成的。

  在明星咖啡館寫作，還有一個吸引我的特點就是自由自在，因為不管我在那裡寫多久，明星的簡老闆和員工都不會趕人，我總是點一杯八元、加了冰塊的檸檬水，它不像咖啡一下就會喝完，能喝得比較久。手頭上比較有錢時，中午就再點一客十二元的火腿蛋炒飯；沒錢時，就自己帶半條土司進去，不過當然不能讓老闆發現。

  所以，這些年來明星咖啡館對我來說就像娘家，我總不時回來這裡懷舊，感受過去。現在台北的其他咖啡館，我走進去總會覺得不安、不自在。

鍾文音：

我開始寫作時，已經是連鎖咖啡館、連鎖速食店普及的年代了。那時常去麥當勞、或聖瑪莉這類連鎖店閒晃或者寫點什麼東西，但和妳不同的是，我貪圖的不是舒適的桌子，不是為了眷戀環境，而是為了冷氣。那時我租屋在公寓頂樓，沒有冷氣，悶熱得很。長久在台北的移動裡，我已經可以適應各式各樣的聲音背景，店裡環境再吵雜，也都能寫作。我最怕的不是環境，而是心情不好。一旦心情不好時，再美好的地方都頓成廢墟。

  過去妳那一代的作家，會與咖啡館、或咖啡館老闆建立長久關係。我這一代的作家則是在咖啡館之間流動的，店的本身也是流動的，店裡的每個人也都是城市流動的身世。

季季：

不止是場域定點的不同，我們那個時代的聽覺也不同。我們是習慣安靜的，你們這一代是慣於吵雜的。我在吵雜的環境下沒辦法寫作，但吵雜對你們這一代卻像是一種薄膜，把你們包起來，太清晰反而就不能寫。就像張愛玲的電車一樣，沒有電車聲反而睡不著。那是習慣，是時代的聽覺背景不同。

鍾文音﹕

對，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聲音背景，現在到處都是電波，從手機到捷運，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聲音流動。這些流動也形成了我內在世界對於聲音的免疫力，雖然我對聲音很敏感，很容易因為聲音而難入眠，但不會因為聲音而難以寫作。說來也很怪！

從群體到孤島的異鄉人

季季：

我那一代，台北能去的咖啡館不多。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衡陽路上文星書店斜對面的田園咖啡館，年輕人愛去那裡談情說愛，另外是長安東路上的月光咖啡館，那裡的古典音樂很棒。

明星咖啡館，常到訪的是作家和藝術家。最早到明星咖啡館的作家，大概是白先勇、王文興、 陳若曦、王禎和他們《現代文學》那一批。一九六四年我來明星寫作時，他們不是出國就是去當兵，已經不在明星出入了，通常是我一個人在三樓寫稿。到了一九六四年秋天，考上政大的林懷民，也會在周六周日到明星來寫作，林懷民寫一寫，還會拿來問我：喂，妳看我這段寫得怎麼樣﹖

鍾文音：

  妳對年代清楚得嚇人，像我記事情依賴的都不是年代，甚且我對時間與年代常有模糊的錯置感。我寫東西依據的是「畫面」，殘存在我心中的「影像」。

同時，我們這一代也沒有文壇結盟，雖然同輩寫作者也都認識，偶爾也有聚會。但卻沒有內在心情的掛鉤，頂多在一起就閒聊些流言，對於彼此真實生活面貌卻包了層保護膜，不參與他人內心世界，也不準備打開內心世界給別人看（所以自殺的作家都是屬我這一輩的），當然也沒有人會問彼此寫的怎麼樣了，關心的都是很淺的東西。

表面看起來我生活的這個時代一切都很公開，什麼消息都會不脛而走，但其實我們彼此十分陌生，像我總是習慣隱藏，別人看到公共場合的我未必是「真我」，「真我」其實都在寫作裡。

我不知別人如何，但我是絕對沒有團體的人，我在團體裡會和善簡單，因為我把一些黑暗躲藏起來。說來，我這一代確實是生活在繁華城市的流動孤島。至少這麼多年我都是這樣。

季季：

對我們永定人而言，初來台北其實是異鄉人。不過我們那一代和寫作同好的來往比較密切，生活中各種的沒有，就可能有各種的有。沒有電話、沒有手機，就寫信，或親自登門拜訪。在家寫稿，有時門被敲響，原來是編輯，作家朋友或讀者來訪了。

現在的作家可能不斷的出入各種場域，但沒辦法進入彼此的內心。我們是場域不多，但很快都能進入彼此的內心，知道他們的故事。那時台北沒有所謂的東區，我們常出入的場域，除了明星咖啡館還有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新公園對面的天琴西餐廳，中山北路上的幾間畫廊。去都是為了朋友的展覽，或見見朋友。那時也沒有兩廳院，聽音樂會都在中山堂與信義路的國際學舍（現已拆除）。

這一代的作家，跟人比較疏離，大概很多是從「我」的內心開始寫作，但我那一代作家是從他者的觀察開始創作的。

鍾文音：

我們兩代寫人物的不同在於，你們有種人事氛圍的情蘊，而我們大多是傾向自剖；你們是有根的記憶，我們看似熱鬧其實孤寂。我們是薄膜下包覆的個體，隔絕整個時代背景，因此寫的都是「個我」的故事，少有他者的故事，也不太去介入他人的生活，至少我是這樣，我覺得我創作，但絲毫沒有文壇之感。另外，我覺得兩代作家的養成方式也不同，你們那一代多是在一群人所主辦的文學雜誌裡發表作品，我們這一代多由文學獎得到名聲，是個我去爭取來的，完全沒有所謂的「前輩」在背後撐著。也很少有「前」人給我鼓勵，我的鼓勵反而都來自很年輕的讀者，他們總是告訴我，我雖然寫的是自己，卻反映了他們的內心。但那些讀者都是陌生人，不像你的年代有來往密切的文壇好友。

需要努力把記憶烘焙出時間深度的一代

鍾文音：

你們那一代作家書寫的台北裡，有好多人；我這一代作家書寫的台北裡，反而不多。跟妳的台北記憶比較起來，我的台北沒有其他人的參與，所以，我只能藉由母親的記憶來書寫她的城市經驗與變化。我們這一代作家，尚未將記憶烘焙出時間厚度，所以寫來寫去都是寫自己的「當代」，比較少述及歷史，敘述的時間長河也沒有拉開，頂多就是寫到童年而已。但我想，我需要努力的正是把記憶烘焙出時光的深度，讓記憶可以跨越「個我」，逐漸走向一個更遠更遠的遠方。

季季：

  現在的年輕作家，生活的經驗不夠廣，關心的面度也不夠深，因此小說裡常不斷出現重複的角色。

鍾文音：

  沒錯，很多時候總是寫完了出書了，才想到還有許多未被敘述的。就像我的母親，是我的創作原型。母親這個原型最早出現在小說《女島紀行》，散文《昨日重現》，然後是小說《在河左岸》，以及現在這本《少女老樣子》。小說與散文不斷交叉書寫，為的就是希望不要太寫實，希望可以將母親的角色轉化成不是我生命裡的真正母親。我想所有書寫其實就已是「虛構」，因為記憶本身就有自動篩選與不可靠的種種特質。

季季：

  作家的書寫，總是有兩個定點，一個是第一故鄉，另一個是第二或第三故鄉。這個定點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

鍾文音：

對啊，但原鄉的東西總是會反覆出現。

書寫母親的鍾文音與身為母親的季季的移動差異

季季：

我剛到台北時，台灣還沒經濟起飛。那時的台北很安靜，有一種空間感，不會干擾人的思考，不像現在到處都擠滿了人。像妳在這本新書也寫到的東區，我做職業作家時，常到南京東路三段的《皇冠》雜誌社去校稿，那時附近都是一片片稻田，連松山機場前面也都還是稻田。至於西門町，以前的西門町也很安靜，我常去那裡的幾間戲院看電影，但現在的西門町已經被新宿化了，到處充斥著吵雜的流行歌曲，我想去那裡懷舊，卻有一種被隔離的失落感。

老台北的記憶像被刀子削掉一樣，留存的越來越少。妳說台北人失憶，我覺得台北人是被強迫失憶的，因為最近這十多年台北變化太快了。

鍾文音：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你們那一代像是以走路的方式看台北，我這一代則是像坐在車子上看台北。你們是緩慢的，我們則是變化快速的。我們所見的台北已是高樓大廈，但卻常聽前人說，這裡以前是稻田，或者是刑場，腦中常會有種時光的荒謬感。我一直喜歡這種時間對比的荒謬感，我喜歡的台北也正有著這種特質。

季季：

我很懷念從前走路或坐公車看台北的時光。自從捷運通車後，現在的台北人像地底人在城市下穿梭，坐在車廂裡，總是閉起眼睛、或是看自己的書，沒有與人及地景變化對話的空間。

其實我很羨慕單身的妳，可以自由進出城市的各個場域。作為一個母親，我的工作是照顧孩子及應付現實生活。林懷民曾說：我的眼睛永遠看著腳下30公分的地方。作為舞者，永遠要看著自己跨出的一步，作為母親，其實也是一樣的。

但從妳的書寫，我看到了我所不認識的台北，有很多場景是我沒有去過的，因為我在台北的移動都是有目的性的，不是去上班就是去辦事，很少自由自在的閒逛。透過妳的閒逛和書寫，才進到那些陌生的場域，對我來說，這是全新的經驗。對讀者來說也是。每個人的遊走路線不同，有些地方可能與妳重疊，有些則錯開，在重疊與錯開之間，讀者與作者之間的對話空間就產生了。

鍾文音：

  林懷民看著他腳下30公分，我則是看著腳下的30公里。我以前覺得生活在台北會讓我窒息，我得出去看世界，我得泅泳在汪洋大海，才能感到自在與呼吸順暢。現在年紀漸長，才覺得台北故里的可愛。我慢慢將長年浪跡天涯的腳下三十公里的世界他方，慢慢收回成腳下的三十公分，我像是浪子逆女，逐漸發現腳下的「家」才是最美的，也慢慢體會我母親的美好與艱難。我想作為母親的妳，在台北生活是定點的，就像我的母姨輩般，她們年輕時在這座城市打拼，雖然移動，但都是有目的地的移動，絕不會產生像我這種無目的的遊晃。所以我的台北是遊蕩的，常常是沒有目的的閒走。同時，我的台北也是情色流動的，暗潮洶湧的情慾是我年輕時晃蕩的台北底層，我想我書寫出的其實不過是我冰山世界的一角而已，有更多的台北情色或者個我的生活，是作家得經歷更多的時間之後才能慢慢書寫成形的吧，難言之隱的東西其實還很多很多。（鍾文音《少女老樣子》序）

  我從「看不見自己的故事」寫起，最後，這個自己也不斷成了故事的主角後，我才又看見了自己，這是寫作有趣的過程。帶點看山不是山，後來又看山是山的味道。

  就像我起先不喜歡台北，總看不清台北；現在台北對我而言，卻真正成了收留我的港灣。我不再那麼喜歡當異鄉人了，雖然我到哪都是異鄉人。

  很多人喜歡問我旅行這麼多城市後，會想在哪裡定居？以前我總是說不知道，現在我卻明白，喜歡台北，喜歡定居台北。真的，除了台北，我無他之想。（不過我是有那麼點善變的。笑！）我很怕成為張愛玲，離開上海就不再寫作了。

離開台北，我或許也無能寫作了。

但現在說的事，也都說不準。我說過了，我們這一代的記憶與書寫還需要很長時間的不斷烘焙。所以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只是我的一個小小切片，總覺得永遠都有「未完成」之感。（鍾文音《少女老樣子》序）＃  ——原載2008.5.31《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