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院中故事》之回想

在舒暢的面前，我常感到不安，而且有點自卑。

舒暢有一雙細細的小眼睛。

我最怕的就是那雙眼睛。

那麼細小的一雙眼睛，却可以像X光一樣的穿透一切，直視人的矯情與虛偽。在他的面前，我唯恐自己不夠真誠，也唯恐自己不夠敏銳。不夠真誠，他會以冷眼相看；不夠敏銳，他會以冷笑相待。真誠和敏銳，本是寫作者的基礎能量，我天生熱情，自信對人永遠懷抱著真誠，但是，對於看人、鑑事的敏銳，總是比舒暢遲鈍許多。一九七一年底，我結束識人不清的痛苦婚姻，其後一年多曾帶著孩子賃居於內湖眷村，常去鄰近的朱西甯、劉慕沙家尋求精神甚至物質的救援。舒暢五0年代於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服役時即與朱西甯、劉慕沙結識，與朱家交情深厚，朱家住內湖時他已退役多年，常到朱家聊天下棋，我才有機會聽他說些話，對他增加一些認識。他是處女座 A型，心思極為細膩，熱情且有道德潔癖，說到一些他看不入眼的人，難免罵聲兼調侃，激動處則比手畫腳，聲色俱厲。他的嗓音沙啞，說話又急，加上一口湖北鄉音，十句裡我有五句聽不清。倒是他的聲音與表情，比言語更清晰表露了內裡的心聲。

雖然聽他罵人不少，我倒沒挨過他罵（至少沒當面）。他與我的前夫楊蔚同年，比我大十七歲，每次在朱家遇到我，總是以他的湖北腔發出第三聲與第一聲的叫喚﹕「擠—基—」，然後以老大哥的姿態伸出右手食指，一下兩下三下的輕指著我的鼻子﹕「妳啊，妳啊，妳這個傻丫頭﹗」——說著那句話時，他冷笑的臉上却是讓我感覺無比溫暖的真誠與憐憫。

1.

其實我認識舒暢不始於內湖朱家。一九六四年，我來到台北做職業作家，不久就在一些文學活動場合認識了一批當時十分活躍的「軍中作家」。除了朱西甯（那時朱家還住板橋婦聯一村）、司馬中原、洛夫、瘂弦等少數人已經結婚成家，其他的大多還孤家寡人，精神和身體處於漂流狀態，神情也難免浮躁不安，常說的一句話是﹕「他媽的，想家啊﹗」他們想念著海峽對岸的老家，想必也渴望著在台灣有個自己的家。後來有些人終於找到了生活伴侶，成家育子綿延血脈。却也有人尋愛落空，心緒鬱結，一手終結了大好生命。

但是舒暢，彷彿和那一切都無關。在文學活動的場合，他默默坐於一旁吸菸，不說他的同袍常說的那句話，也少有浮躁不安的神情。他的臉異常削瘦，永遠睜著那雙細小的眼睛，沉靜的，銳利的，只是凝視著他人的悲喜劇；偶而浮現的一絲微笑，也往往是帶著憂鬱，甚至是有點慘然的。那時我就已發現，他有一雙銳利的眼睛，而且他的背已微微的駝了。

舒暢三十五歲（一九六三年）即以中尉之階從陸軍總部情報處退役，其原因始終費人猜疑。一說他在鳳山時屬於孫立人部隊，孫案發生後雖被調到台北陸軍總部，但部內派系傾軋，他也遭到排擠，憤而提前退役。一說是胃潰瘍嚴重，以健康理由退役。也許，真正的原因是兩種說法的綜合吧。當他的同袍把整個離亂世代的浮躁不安表露在臉上嘴上時，他只是菸一支支的吸，默默然讓浮躁不安沉入心底。那一層層積累於心底的煙塵，像火一樣煎熬著他，燃燒著他，終致割了胃，駝了背，退了役，只餘一身單薄的傲骨。所幸退役後還能繼續棲身於陸總部與陸指部在長春路為單身同袍安置的簡陋宿舍，以微薄的退休俸清簡生活。聽說他初期分到的宿舍是四人一間，雍塞吵雜煩悶，他卻能固守著孤獨城堡靜心寫作。

舒暢二十五歲那年曾參加文協主辦的小說班第二期，在台北女師附小上了四個月的課（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當時同學包括段彩華、楚茹、蔡文甫、馬延齡、楊思湛、劉非烈、盧克彰、張叔南、鍾虹等人。小說班同學錄有各學員的照片和簡介，舒暢的簡介是這樣寫的﹕

「穿的是二尺五，却偏愛了文藝。是一個多血質的熱情人﹕急性子，說話時恨不得一口氣說完所要說的話。

下得一手好象棋，他寫戰鬥性的文字之所以能生動活潑而縝密，算該得力於平時對象棋的研摩功夫。

他的作品，觀察細密，長於對人物的描寫和刻畫；曾被文獎會採用過。但他有時寫寫粗線條的東西，更富於力的表現。」

退役之後，舒暢更能專心致力寫作，第四年（一九六七）即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櫥窗裡的畫眉》，兩年後又出版了《軌跡之外》。他寫作和下棋一樣，深思細想，慢慢琢摩，不到圓熟之境絶不出手，因此作品不多，一生只出版七本書（六本短篇，一本長篇）。另有一部長篇《天窗》，雖曾在報紙副刊發表，不知何故未見出版。

2.

我移居內湖那年，舒暢四十四歲，也許是他來台後最意氣風發的時期。不但已經在《民族晚報》連載完第一部長篇《天窗》，而且正和一個比她小十四歲的美艷女作家交往。那年冬天快過年時，他特別在委託行替她買了一件白色毛大衣，據說耗資五百元。我租的眷村房舍有前後院月租六百元，他當時的月退俸也不足一千元，想見他對她的用情與用心。那段期間，他的微笑不再帶著憂鬱，彷彿跋涉至人生中途有了新的覺醒，難得的開朗和喜悅。但是，那場夢，最終是破滅的。

結束了那短暫的，世俗的幸福時光，有人說他看破了紅塵，想到廟裡出家。我拿這傳說問他，他冷哼一聲說，「出家何必到廟裡﹖我在家過的日字，不也像出家﹖我住的地方就是個破廟嘛﹗」

他又回復了憂鬱的笑，更沉默，背也更駝了。

那年之後，他在那個所謂的破廟裡繼續堅守著自己的孤獨城堡，直至二00七年二月十六日以八十之齡告別人世。

如果對於美與真誠的檢驗不是那麼嚴苛，也許舒暢也可以過著世俗的幸福生活吧。然而，人生實難，絕對的真誠不一定有絕對的美，絕對的美也不一定有絕對的真誠，高懸的標準往往免不了是孤寂無可與言的。在我們生活的周遭，這樣的弔詭層出不窮，有的人以悲劇收場，有的人就像舒暢，冷哼幾聲之後仍是一把硬骨頭。

舒暢去世之後，我才在劉慕沙的悼文裡知道，他出身湖北漢陽一個富裕的財主家庭，且是家中獨子，從小備受家人驕寵；就讀國立水產學校時愛上一個美麗的女同學瀟湘，畢業後結婚生子，兩人過了一段十分快樂幸福的日子。後來因為從軍，隨著部隊越走越遠，二十一歲越海來台後即兩岸分隔，天涯夢斷；自嘲「我比別人提早享盡福分，如今是在還債。」——他來台早期的孤身自持，想必是難以忘懷瀟湘和孩子的身影吧﹖後來的短暫春夢，已是來台二十多年後的事了。

3.

舒暢的生活經歷，是一九四九年前後自大陸隨軍來台者的部分縮影﹕他們大多年紀輕，軍階低，生活窘困，苦悶無依。他的第六本書《院中故事》，呈顯的就是孤身者的心靈切片。書中七篇作品發表於四十八歲（一九七六）至五十二歲（一九八0），正是他短篇創作的高峰期。那些切片，有的被他擴大檢驗，有的則被縮小描摹；有時十分寫實，有時又十分幻化，使讀者在閱讀之時增加了懸疑的趣味，也延伸了想像的空間。

舒暢在《院中故事》告訴我們的第一個意象是﹕早年的大院建在廢墟及垃圾之上，而今則被視為精神病院或木乃伊陳列館。廢墟、垃圾是殘破的生命底層，精神病院、木乃伊陳列館是扭曲的人世邊緣，這個淒涼而凝重的意象，其實來自一段真實生活的歷史延伸，讓人不勝感傷。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戰鬥機曾於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底對台北各大政府機構及軍事重地展開大轟炸，傷亡十分慘重。大院原址當時是日軍存放彈藥軍械的倉庫，當然難逃浩劫；而且遭到的轟炸可能是會引發大火的黃磷燒夷彈，因此，「雖然過去快半個世紀，我們經常在泥土裡，會發現零星腐銹的碎彈片，以及在陰雨的深夜裡，地層下散發起來一陣陣硝磺的氣息，往往令人又置身那些戰亂的日子了。」

二戰結束後，戰爭廢墟成了城市垃圾場，凌亂惡臭，雜草叢生。過了一段長時間，「推平了垃圾，建起了這紅磚院牆的大雜院。然而住在這裡面的人，也是從二次大戰的槍林彈雨，以及從炸彈下逃過來的劫後餘生，有好些身上還烙著當年掛彩的傷痕，甚至有的身體裡還留著沒取出來的碎彈片。」——那是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的事了。

大院建立的早期，大多四個人住一間，十分擁擠。後來，有的人成家搬了出去，有的人已經老死異鄉，「慢慢變成一兩個佔一間了，甚至有的全空著。…現在假如誰頭一次跨進這院子，或者經過院門外，都是滿臉不安的狐疑，匆匆的離去。……這裡幾乎每天在每個人身上，都會有層出不窮的故事，……聽起來往往令人產生一些鬼魅般的不安，就像我們走進唐朝歷史裡，有些事即將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恍惚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參與者。」

《院中故事》的空間背景，應該就是舒暢住了大半輩子的那個軍部大院。他是故事的旁觀者，參與者；更重要的，他是敘述者與呈現者。通過這四個層次的重疊與轉換，那個只有孤身者才能入住的大院形象，以及其中來來去去的紛紜過客，生活的寂寞，無告，悲怨；人性的自私，脆弱，殘忍，一一如影片般重現在我們眼前。

《院中故事》的時間背景，則是依循歷史脈絡的進展，從三人或兩人一間發展到一人一間。第一篇〈老丁‧狗〉﹕「阮理和結婚搬走後，五五號房只剩下我和老何了。」——後來又搬進了老丁和他偷來的變形狗莉莉，展開一個扭曲而詭異的故事。第二篇〈禿子江的假髮〉﹕「大家跑出了交誼廳，趕到四十六號房門口，原先看熱鬧的雖然還沒有散去，可是老葛和禿子的一場架已經打完了。」——那是愛喝愛嫖愛戴假髮的禿子江，最後拿掉假髮面對法律以及一個新生嬰兒的故事。第三篇〈馬夫子的生生死死〉﹕「管理員從派出所回來，本來就要處理馬夫子的善後，聽到大家的那些議論和推測，手上的那支菸都還沒點燃，就趕往二十號房裡去看個究竟。馬夫子和小山東雖說同住一間房，他們在中間加了一道木板隔牆，就變成一人一間了。」——那是領了退休俸就提著箱子四處雲遊的馬夫子，意外被誤判死亡的荒謬悲喜劇。第四篇〈答案〉﹕「五十號房的閔明德，每半年領的退休俸，多半花在那些歌廳舞廳，以及那些風月場合了；身子跟著也掏空了。」——那是患有肝硬化的閔明德，為了尋找遺落在大陸的兒子，每天在報上看尋人啟事而衍生的故事。第五篇〈群魅〉﹕「這事把全院子鬧得不安寧，深更半夜都從床上驚起來了。」管理員站起身，扔下菸頭對女孩說，「我現在帶妳到『號外』去歇一晚，事情明天再解決好了。」——那是偶然來到大院又神秘離去的一個青春幻滅的故事。第六篇〈症〉，寫老周罹患怪病被醫院一再要求住院接受種種檢驗的故事。雖未寫明老周的房號，卻藉著管理員之口說出一句「大院名言」﹕我們這些連皇帝都不想幹的人，不在意那些物質上的享受，我們只圖個自由自在。最後一篇〈酋長的歸去〉﹕「酋長仍舊住進院子東邊，靠牆的一間獨立小屋裡……。」——那是全書最特殊的一篇，敘述一個原住民堅守祖先文化，無法接受漢人法規而犯罪殺人來到大院服勞役的故事。

4.

但是《院中故事》裡最震撼人心也最讓人低迴的故事不是發生在編有號碼的房間，而是在更邊緣的，連號碼都沒有的「號外」。在那裡，舒暢把大院與「號外」的層次推向更尖銳的對比﹕大院雖是社會的邊緣，相對於在大院邊緣的「號外」及其死亡與流離，享有號碼的院民無疑是更安定而且更幸運的。

「到了我們這排房子盡頭，我跟著他那樣望過去一眼，只有那一間魚鱗板的小屋，跟這邊三排房子，隔了一條水泥路和停車場，緊貼住那邊的院牆，更是顯孤零了。…由於它沒有編上房間的號碼，大家叫那裡是『號外』了。…在今年過春節沒幾天，裡面傳出屍臭味後，才發覺老雷在裡面上吊了。從那以後就封閉了窗門…，就是在大白天也是陰森森的。」

老雷自殺之後是老丁，他和他的狗莉莉難容於五五號而不得不住進「號外」。在那裡，完全被孤立的老丁，因為忌妒莉莉與一隻黑狗交媾，竟在痛打黑狗之後殺了牠，吃了牠，丟下莉莉不知去向。管理員破門而入後，見到上次老雷上吊的地方掛著黑狗的皮，地上淌著一大灘黑色的淤血，鐵鍋裡是剩下大半鍋發了黑的腐肉。但是，「不見老丁回來後，沒人去打聽他的下落，就像他來到這裡也沒人追問他的來處。管理員把號外裡清掃後，修好房門換了一把新鎖。」

接下來的「號外」故事，更為離奇也更弔詭。大院是單身宿舍，管理員因恐引發感情紛爭，本是規定會客女眾不得入內的。但是「號外」卻曾住進兩名年齡、容貌各異的女性，為大院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濤。第一個住進「號外」的女性，是長相醜怪的一聲啞。她懷了禿子江的孩子後，一無所有的禿子江幾次想要逃避責任，後來卻把她私藏在「號外」，並且為了替她添購衣物待產而四處行竊。他被捕的第二天，一聲啞在「號外」生下男嬰，禿子江拿掉假髮去坐牢，管理員把一聲啞和嬰兒送到婦產科醫院去。「號外」雖是大院的邊緣，至少是一聲啞和嬰兒的庇護所，離開「號外」之後，他們面對的生存挑戰可能是更嚴酷而悲慘的。

另一個住進「號外」的女性是〈群魅〉裡的小影，她帶著幾件衣服和一隻白貓，突然來到大院說要找失蹤十年的叔叔。沒人承認是她叔叔，她不肯離去，管理員只好讓她在「號外」暫住。小影「像隻花蝴蝶，隨意滿院子飛來飛去，聲音也像畫眉的叫聲，嘹喨地到處飛響」。她認了管理員做乾爹，也為沉寂衰老的大院帶來青春和歡笑。後來她卻又說，她不是小影，是小蝶，在尋找離散多年的丈夫，和敘述者「我」演出一齣虛幻而且虛無的尋人劇之後無聲離去。「影」或「蝶」都只是「號外」的短暫過客，離開了「號外」之後，哪裡才是她真正的歸途﹖

「我想起那天傍晚，她從草地上走回房裡，仰望天空自語的情景，就像《花落鶯啼春》裡的西蓓，最後孤獨的走在街頭上，嘴裡唸著那句話﹕『我沒有名字，我什麼都不是…。』」

《花落鶯啼春》是法國電影，敘述一個戰爭受難者及一個被遺棄少女之間相互尋愛與幻滅的故事，一九六二年一月首映，同年獲第三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舒暢對那部電影念念不忘，時隔十五年之後的一九七八年四月發表〈群魅〉，以西蓓那句呢喃作為全篇結尾，想必是有其深意的。

5.

是的，「我沒有名字，我什麼都不是。」在已逝的歷史冊頁裡，那些被時代遺忘了的，在大院度過鬱鬱殘生，或在「號外」悲慘離去的人，確是「我沒有名字，我什麼都不是。」但是，舒暢的眼睛看見了他們，看見那些在歷史冊頁裡沒有名字的人，在生命裡也曾有過多麼千迴百轉，值得我們細細思量的故事﹗＃

2008年5月1—2日《聯合報》副刊與5月號《文訊》月刊同步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