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統客運下了西螺交流道，我的血液就開始升溫。

自從父親去世，母親住在安養院，已經三年多沒回永定老家。回永定，一定要經過西螺。看到那些熟悉的西螺醬油招牌，丸莊醬油，瑞春醬油，大同醬油…，生命裡種種與西螺有關的記憶，總在腦海裡翻湧﹔而青年時代困擾過我的故鄉認同問題，也不免又浮上心頭。

妳是台灣哪裡人？

一九六四年七月，《皇冠》公佈第一批基本作家十四名。《皇冠》是當時最暢銷的雜誌，而我年齡最小（十九歲），又是唯一的台灣人，有些未獲簽約的外省前輩作家，在文學活動場合初見，總是睨著眼問我﹕「妳是台灣哪裡人？」彷彿一個台灣人不能享有那樣的殊榮。

如果我說，雲林縣二崙鄊人，對方就問﹕二崙在哪裡？我說，在西螺隔壁，對方聽了往往茫然的哦一聲。如果我說，我是西螺人，接下來就是一聲驚呼﹕

「啊，妳是西螺人？西螺，好地方耶﹗」

於是他們說起西螺醬油，西螺大橋，西螺西瓜，西螺濁水米……，鮮明的意象似乎早已銘刻在他們的腦海裡。為了避免尷尬，後來被問到哪裡人，我就只好簡略答道﹕「我是西螺人。」

從血緣來說，父親是二崙人，母親是西螺人，我算是半個西螺人。但從成長影響及感情深度來說，我是百分百的西螺人。我讀的第一本故事書《林投姐》，是小學四年級時，母親帶我回娘家途中，在延平路的西螺書局買的。我看的第一部電影《金銀島》，是父親騎腳踏車從永定載我到東市場後面，觀音媽街堂姑家開的西螺戲院看的。從我有記憶開始，母親揹著妹妹帶我回西螺透路尾娘家的畫面就不斷的重複。從二崙永定村搭台西客運到西螺只要十分鐘。出了車站轉到「大通」（主要道路）延平路，走到街尾文昌國校也要十分鐘。轉入國校對面新興路，再走十分鐘才到透路尾。那裡是西螺鎮郊，周遭不是稻田就是菜園，景觀和永定差不多。

在延平路上，有我姑父開的樹德中醫診所，我胖胖的堂嬸婆開的回生堂婦產科診所，瘦瘦的堂嬸婆開的則是助產士診所﹔二崙鄊兩大地主之一的堂叔公，和他的三姨太也住在延平路的三層洋樓裡。但我最常去的是中央市場對面的樹德中醫診所。母親從娘家回永定之前，總要去中央市場添購蝦皮小魚乾海帶紅糖等等乾貨，我和妹妹就在那裡等她。姑媽總是從藥櫃裡抓一把甘草塞到我們手裡說﹕

「來，吃甘草，吃甜甜。」

在一切都還空蕩蕩，沒什麼零食吃的五0年代，我慢慢嚼著甘草，看著擦口紅戴金練穿窄裙的婦女，從對面中央市場提著魚尾巴翹出來的菜籃走出來，又到隔壁布店挑看花花綠綠的衣料，問著一尺多少錢，然後來讓姑父把脈，拿幾帖中藥回去補身。那是與永定農村迥異的街市生活。

在那個生命初啟的窗口，我興味盎然的蒐尋著比永定富足的眾生圖。然後，越過永定，越過西螺，越過虎尾，在台北看到更富足更複雜也更殘酷的生命圖像，開始我的職業寫作生活。

許博允，吃德國豬腳淋一圈西螺醬油膏

一九七七年底進入新聞界工作後，我的經濟情況好轉，回永定探望父母，總要買幾瓶西螺醬油膏回台北送同事或文友。西螺醬油膏，一瓶大約半斤重，我坐客運車頂多只能提四瓶，一路上必須小心翼翼，唯恐碰撞打破。如果搭妹妹或弟弟的車回去，我就能一口氣買一打。但同事、文友不止一打，有時難免顧此失彼。如果同事含蓄的說﹕「妳什麼時候再回西螺啊？」我就知道他家的醬油膏見底了。林海音先生則是一貫直爽的問道﹕「季季，妳好久沒有送妳們那個西螺醬油膏給我了﹗」—對於西螺人來說，聽到這樣的責備，也等於一種讚美。

後來傳統產業行銷現代化，有同事在台北一些超市買到西螺醬油膏，很興奮的對我說﹕「以後妳不用大老遠的從西螺拎到台北了，我們自己去買就好。」

一九八三年底，許博允的新象公司搬到敦化南路一段新學友大樓的十三樓，並把六百多坪的地下室闢為藝文中心，有展覽繪畫的藝廊及可供演出的小劇場﹔賴聲川的表坊，李國修的屏風，都是在那裡成立的。

但我要說的不是小劇場歷史，而是一個與西螺醬油膏有關的經典鏡頭。

愛吃懂吃的許博允，也在那裡開了一家絲路餐廳，親自規劃裝潢和菜單，見到朋友就熱情的說﹕「來啊，來絲路，不騙你，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德國豬腳，一級棒﹗」

我和幾個新聞界朋友第一次去絲路，許博允自己就點了一客德國豬腳。怪的是豬腳端上桌，他匆匆跑去廚房，拎了一個瓶子出來。絲路光影爛漫，我以為那是一瓶酒。等瓶子拎上桌一看，咦，螺王？我說，許博允，這是我們西螺的醬油膏啊。（螺王是瑞春醬油廠的頂級醬油，當時一瓶二百元。）只見他一邊在德國豬腳上淋了一圈醬油膏，一邊不斷的點頭說，是，是，這個德國豬腳，淋上這個醬油膏，味道更好﹗

我二十歲就認識許博允，竟不知他這麼愛西螺醬油膏。他比我大半歲，我比阿肥（丘延亮）大三個月，我們三人是當年朋友圈的少數民族，共同點是不考大學。我是貧窮的職業作家，他們兩人卻是優游自在，跟著許常惠學作曲。阿肥是蔣緯國的小舅子，父親在中央信託局當儲運處長，家境優渥，衣食無虞。許博允家是淡水望族，他祖父許丙（1891—1963）日據時代曾擔任板橋林家花園總管，台灣總督府評議員，貴族院議士，富裕多金，喜歡戲劇音樂美食。許博允從小跟著祖父出入劇院、酒家﹔後來搞作曲，創新象，開絲路，都有祖父的基因。吃德國豬腳淋西螺醬油膏，這創意十足的鏡頭已成了我記憶裡的經典。西螺醬油很少做廣告，我當時問許博允什麼時候開始迷西螺醬油膏，他一派瀟灑的說﹕「從我祖父就開始啦。」

白樺，吃烤火雞也要沾西螺醬油膏

一九八八年秋天，要去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畫」，想著要與二十年沒見的聶華苓重逢，要帶什麼禮物給她呢？想來想去，就是西螺醬油膏。從台北到愛荷華，必須在舊金山轉機到芝加哥，再轉到愛荷華首府希德拉匹斯，全程近三十小時。在舊金山轉機要等三個多小時，梁冬到機場來陪我聊天，看我手上提著兩瓶醬油膏，不禁露出懷疑的笑容說﹕「拎這麼遠的路，不嫌累呀，這東西真有那麼好吃嗎？」次年我去舊金山參加美華科技人文協會年會，就拎了兩瓶去送他，讓他嚐嚐「這東西」的滋味。後來兩瓶醬油膏用完了，他在越洋電話裡說，他去賣中國食品的超市找了好幾次，「就是找不到你們那個好吃的西螺醬油膏﹗妳不曉得，我每次都只倒一點點，捨不得吃完哪﹗」

回頭來說西螺醬油膏遠征愛荷華的故事。那年有三十多個各國作家去參加「國際寫作計畫」﹔台灣是蕭颯與我，中國是白樺與北島。在愛荷華兩個多月，聶華苓常請我們去她家吃飯，每次她都倒一碟西螺醬油膏放在餐桌上，嘆息的說道﹕「季季她們這西螺醬油膏啊，沾什麼都好吃﹗」有一次吃烤火雞，她沒倒醬油膏出來，白樺似乎有點難為情的說﹕「聶大姊，那個，那個西螺醬油膏呢—」聶華苓大笑著說﹕「白樺，我看你已經中了西螺醬油膏的毒了，看你回上海以後怎麼辦﹗」白樺苦笑著說﹕「回上海以後，就只好戒毒啦。」然後他轉向我，嚴肅的問道﹕「說真的，妳們西螺怎麼做得出這麼好吃的醬油膏啊？」我說是純黑豆做的，而且西螺靠近濁水溪，水質好。白樺不以為然的說﹕「我們也有黑豆啊，我們還有長江呢，難道水質會比你們濁水溪差？」聶華苓說﹕「哎呀，季季家又不開醬油廠，她哪知道那麼多？」

是啊，從小吃西螺醬油長大，那甘甜豐潤的滋味早已溶為味蕾的一部分，哪會去想白樺提出的這個問題。竟是在那異國的秋天，在聶華苓家的火雞大餐之後，我開始思想起讓白樺這個上海人上癮的西螺醬油膏，除了晶瑩的黑豆和濁水溪的好水，必然還有一些別的奧秘吧？那大概只有實地去西螺的醬油廠參訪，請教那些做了幾十年醬油的老師傅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