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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年前－一九六八年－一我認識了張愛玲，在她的作品裡。那是一個華麗於外、悲涼於內的世界；很多的人進來，還有更多的人離去。

很多年後－一一九八八年－一因為工作的機緣，我開始和她通信。那是一個牢固而安靜的世界；「確信沒有人進來，也沒有人離去。」

她住在有電話的房子裡，但電話常常備而不用；寫信是和她溝通的唯一方式。至於看不看信或覆不覆信，那是由她決定的，寫信的人並無選擇的權利。

我和她通信，本來只在一般編輯和作家往返的層次。內容無非問候、約稿、轉載、稿費處理等例行公事；是「業務信件」而非「友誼信件」。

一九八八年秋末，住在洛杉磯的女作家Ｄ小姐把她採訪張愛玲不得，竟轉而採訪張愛玲垃圾的「垃圾報導」寄給我主編的副刊。張愛玲後來從莊信正教授處輾轉獲知我拒絕刊登那篇稿件的經過。那時聖誕節將近，她立刻寄來一張粉紅色的賀卡：對於「垃圾報導」隻字不提，但是語重心長的寫了這幾個字：

－一感謝所有的一切。－一

這張賀卡，是「友誼信件」的開始。

一九九○年，《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擴大舉行。我寫信給張愛玲，請她重訪台灣，擔任「時報文學獎」的決審委員。當時我聽說她的姑姑張茂淵長年臥病在床，所以在信中特別提到她來台北開完評審會議後，我將陪她去上海探望姑姑，一切費用十報社負擔。七月一日，她的回信很快就來了。

－一從您信上知道時報今年的文學獎更比往常隆重有意義，我如果能參預評判，當然感到榮幸。但是莊信正先生推薦我，我覺得很意外，因為我給他寫信總是不斷地抱怨來日苦短，時間不夠用，實在沒辦法，只好省在自己朋友身上了，所以全都久疏音問。我去過的地方太少，如果有功夫旅行，去過的就不再去了。－一

這意思是不想重訪台灣，也不想回到上海。那一年張愛玲七十歲，她姑姑八十九歲。她和姑姑一九四二年至五二年相依為命十年，感情十分深厚。姑姑臥病，她卻不想回上海看她，大概認為看或不看都無損於姑姑的病體吧？

然後她心照不宣地又轉到「垃圾報導事件」。

－一有時候片刻的肝膽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視跟您這份神交的情誼，那張卡片未能表達於萬一，別方面只好希冀鑒諒。－一

顯然她對「垃圾報導」事件及我對那篇稿件的處理經過仍是十分掛懷的。「肝膽相照」這四個字，使我驚動，不安，沉思良久。她不回去探望久病的姑姑，卻對從未謀面的我寫出「肝膽相照」這樣的字眼！同樣的張愛玲，同樣的一封信，為何一則看似寡情，一則形似深情呢？

不過我後來想通了。在人生的諸多際遇裡，是可以同時存在著寡情和肝膽相照的。張愛玲一向的行事風格，尤其接近這種頗堪玩味的境界。

2

但是我從未想到有一天會認識張愛玲的弟弟，並且和他合作寫一本書。

一九九五年秋天，張愛玲以安靜之姿離開人世。不久我接到上海友人關鴻的來信，和我討論怎樣製作一個紀念張愛玲的專輯。

關鴻曾主編《文匯》月刊多年。一九八九年《文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停刊後，他改任《文匯報》筆會版主編。我在《中國時報周刊》服務期間，工作上常得他相助，偶而才有機會略作回報。能夠對朋友有所回報是一種福份－－何況是為了張愛玲？

我立刻給關鴻打電話，和他討論紀念專輯的內容。我建議他應該有張愛玲弟弟的文章，叫他趕快去約稿。關鴻不相信的說：

「張愛玲還有弟弟在上海嗎？」

「有的，他的名字叫張子靜。」

過了三天，我再打電話給關鴻，他很興奮的說：

「我找到了張子靜了，也請他寫了一篇悼念他姊姊的文章。」

關鴻是透過上海公安局戶口管理處找到張子靜的。他說，上海市有三個同姓同名的張子靜；其中一個已經去世，他認定一九二一年出生的張子靜就是張愛玲的弟弟，依址前往拜訪，果然沒找錯人。然後，他興奮的說：

「張子靜有一份手稿是寫張愛玲的！」

「是什麼樣的內容呢？」

「從他們的家世、童年寫起；還有〈金鎖記〉和〈花凋〉的真實人物，大概有一兩萬字吧？」

十月十四日傍晚，我抵達上海。轉機勞頓，十分疲累，第二天上午才去江蘇路拜訪張子靜。

張子靜神態安詳，舉止優雅。但是木訥寡言，不善表達。我帶了一套《張愛玲全集》和張愛玲去世後的新聞前報送他。他撫摸著，翻閱著，臉上是一種沉靜的憂傷。有時他的嘴唇不停地嚅動著，似乎想說些什麼，最後卻什麼也沒說出口；只是哽咽的吞嚥著口水，呆滯的大眼睛蓄滿了淚水。尤其看到《對照記》裡祖父母、父母和姊姊的照片，他更難掩哀痛之情。

後來他才說，他家的藏書在父親敗家的過程中都丟光了；日記、照片則都在文革中蕩然無存。他手邊有幾本姊姊的書，是最近幾年大陸盜版的。他常常讀姊姊的書，從中追尋往事，緬懷他們童年與青年時代共度的時光。

3

然而我們畢竟認識了，而且決定為張愛玲合寫一本書。

我在上海停留近一周，幾乎每天都見到子靜先生。他待人謙虛有禮，說話坦誠從容，對於我提出的問題，大多經過數秒鐘的思考，從未脫口而出或口不擇言。他的手稿目錄共十四章，卻只有一萬五千字，我第一次拜訪他就把這份手稿帶回旅館拜讀，當時感覺是骨架明晰，血肉則有欠豐腴。此後數天，我不斷的列出問題，他也不厭其煩地以文字詳細作覆。我回到台北之後，這個問答的工作仍透過傳真繼續進行。

子靜先生的記憶，一經提問就豐富鮮活起來。他的文采雖不若張愛玲流麗，但回答問題時思慮清楚，條理分明，用字遣詞也十分練達。到了十一月六日，他一共增補了三萬五千字，使整個結構的血肉頓然鮮明可喜。

子靜先生與我的合作，基本上是在「尊重事實」的大原則下進行的。我先後擬了近一百個問題給他，有的問題他不清楚，他的答覆就是「不清楚」。張愛玲去世後，我曾聽一個住在紐約的朋友說，張愛玲幼時脾氣不好，曾用鋼筆劃傷傭人的臉。我問子靜先生此事的真實性，他的答覆是：「在我的記憶中，她似乎沒有對傭人發過脾氣，用鋼筆劃傷傭人的臉。」又如海外一直傳說解放後張愛玲曾去蘇北參加土改，他的答覆是：「我確實不知道，她也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

4

如今我們的合作終於完成了。

有關張愛玲作品的評論或分析，二十多年來不知凡幾份－－那是學術的範疇。子靜先生和我合著的這本書，既不屬於學術的範疇，也不是寫給學術研究者的史料匯編。但是所有研究張愛玲的人都注意到這個事實：每年都有一批新的「張迷」產生；他們通過張愛玲的小說，成長為嶄新的文學青年。這本書主要是獻給那一批又一批「新張迷」看的。他們將在這本「張愛玲前傳」裡看到她的文學典範；一代又一代，永遠生生不息。/1995.12.10

－－《我的姊姊張愛玲》初版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