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傾聽者

──劉震雲用小說交朋友

「太太和女兒說我智商在七十以下，」說話輕柔緩慢的劉震雲笑了：「七十就七十，挺好。」好什麼呀？「七十的話，他們就不會叫我煮飯啊，把飯給煮糊了，大家都難受，」劉震雲說：「有些人一輩子活的非常辛苦，因為一直費盡力氣證明自己很聰明，」其實，承認自己笨會讓日子過的更簡單自然，他做了個結論：「人笨省事。」

劉震雲不單單有個「笨的哲學」，還有個「不煩心理論」。他應當可以說是當代中國作家中，小說「影視化」最多的一位，他的小說改編電影部部賣座，像《手機》、《我叫劉躍進》、《東方西方》等，都開出亮麗票房；劉震雲和馮小剛是要好朋友，但小說怎麼改編成電影、找什麼演員，劉震雲是不插手的，「電影又不是我的專業，我向來不替別人操額外的心。」

不寫不舒服

他寫小說，「跟書裡的人聊天兒，認識很深的。」但是一旦有導演要改編成電影，「那電影裡，這些人就不是我原來結交的朋友了，他們成了導演的朋友。」劉震雲有一比喻，說這像是跟一個心愛的女人結了婚，但後來她又跟別人結了婚，有一天，兩人在路上相遇了，「我知道，眼前的這個女人，『在歷史上』，我們是有關係的，但『現實上』是沒有的，曾經滄海也都過去了，不要再多說什麼。」認清這一點，劉震雲說，人生比較沒負擔。

出身農家的劉震雲在《農民日報》擔任記者二十年，「我不會寫新聞稿，是個不好的記者，後來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是寫小說。」他形容寫小說的感覺就像勇奪北京奧運八面金牌的菲爾普斯的游泳，「菲爾普斯一天泡在水裡七、八個小時，上了岸就不舒服，這樣的人，他非拿金牌不可。」劉震雲說自己也一樣，「不寫作就不舒服，隨時隨地都在寫。」

他拿出一張小紙片說，路上看見什麼、聽見什麼，就隨手記下，回頭謄寫到大一點的、正式的筆記本上，然後，不知什麼時候，就進入了小說。劉震雲是那種隨時都可以跟人聊天的人。前幾天（二○一○年一月底）在台北參加國際書展，出版社帶他坐計程車去玩，他跟司機聊天，聊後直說「太有意思了，我要寫到下一部小說裡。」他不只是可以到處記下靈感，劉震雲說，正式寫作時，「我一樣也可以走到哪、寫到哪。」他說，早年老家務農的貧窮經驗，「讓我對客觀環境的要求很低，隨遇而安。」

劉震雲在火車上寫，在吵鬧的市街上寫，他連跑步的時候也寫；注重「鍛練」的他，從十五歲起，每天跑五千公尺，從不間斷，每當人家問他，若想成為一名寫作者，有什麼重要的條件時，「身體健康、有好的體能」這個項目總能排到前面幾名。劉震雲住在北京，天再冷他一樣跑，「每個早晨，我把北京的冬天變成了春天。」他用一種詩意的方式形容運動，因為一跑步身體熱起來了，「這不就是春天了。」  　           

一枝筆、一張紙，就是桃花源

劉震雲寫作的習慣是第一遍一定用手寫，第二遍打字後存在電腦裡，方便修改；一部小說，少說要改六遍以上。手寫，給劉震雲更大的自由度和直接來自於寫作者與文字互動的感受，兩百萬字的《故鄉麵和花朵》也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用手寫出來的；問他寫這麼多字累不累呀，劉震雲不以為然地說，寫字快樂呀，「喜歡的事，哪會覺得累。」他說，一枝筆、一張紙，就能帶他到桃花源，「心情煩悶的時候，寫著寫著，心就靜了。」

從一九八二年發表作品以來，劉震雲已經寫了二十八年，他說到了近日出版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他方才徹底領悟到寫作是什麼，「從前寫小說是因為我有話要說，是『我』要表達，我是一個敘述者；從這部小說開始，劉震雲變成了一個傾聽者，傾聽那些人物彼此間的對話，特別有意思的，我記了下來。」他說，這是他寫作生命裡一個很大也很重要的轉變，他理解到小說中的那些人本來就活著，「風雲際會、因緣巧合，我們走到了一塊兒，然後結伴走了一段路。」

《一句頂一萬句》寫了三年，三年時間，他把每位人物去到的地方都實際走了一遍，主要是些鄉村、縣城，「那些地方特別有『人間感』、有『煙火』、有生命力。」這樣的旅行讓他跟書中人物愈來愈熟悉、愈親近。小說寫完、目的地到了，也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我很少把寫作當成個職業，但是每當到了這個時候，我就意識到，寫作確實是個專業，我必須學習和這些人分手；這是這個行業的一部分，不能捨不得。」

交出作品，就是讓這個世界跟書中的他們做朋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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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活水》雜誌第 28 期，引用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