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齊邦媛碰到些事情，心情有點低，她就去翻了翻一本旅行時常讀的書，這本濟慈的詩集書頁泛黃，齊邦媛說已經讀了很多次，但這次再讀，她的心情還是得到了很大的撫慰，不愉快的事也就不重要了。

齊邦媛的一生讀文學、教文學，文學是她到達生命至高境界的天梯，文學於她，也彷彿連結東方與西方，連結不同世代的一條河流；文學，更是經歷顛沛青春、二十三歲來到台灣，「在這裡比我人生任何一個其他地方待得都久」的齊邦媛表達對台灣的愛的方式。

文學的時光機器

文學，給了齊邦媛一生的力量。二十歲，中國正進入到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最後一年，齊邦媛在四川樂山的大學生涯中，惠特曼〈啊，船長！我的船長〉化解了她對多變世局、苦難中國、特別是摯友張大飛（齊邦媛的義兄，投入空軍、加入抗戰行列）在與日軍戰鬥中殉國的種種悲慟不安，詩裡面的心情也是她的心情：「所有的眼睛跟著我們的船平穩前進，它如此莊嚴和勇敢，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啊，鮮紅的血滴落，我的船長在甲板上躺下，冰冷並且死亡。」

三十多年後她在台大外文系教授英國文學史，齊邦媛說自己當時的心情是站在中國唯一能自由講授、傳播西方文學的土地上，對著選擇文學的青年人，用一聲最響亮的聲音讀出雪萊的詩：「有黑雨、火，和電雹逐一炸開，聽啊！烈火。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當她一邊唸著這詩，一邊，二十歲時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時，朱老師的朗讀聲，隔山隔海，也乘著時光機器來到了台大文學院的教室裡；文學讓齊邦媛的二十歲與台下學生的二十歲並轡而騎。

六十一歲時的一場重大車禍，躺在手術檯上、病房的漫漫長夜，齊邦媛說自己靠著吟頌華滋華斯的：「當我靈魂暫息，我已無塵世憂懼。」讓自己重新站起來，「我決定靠文學不靠止痛藥了。」

齊邦媛說自己大約十歲左右就決定了要走文學的路，但因為留德的父親齊世英唸的是哲學經濟系，因此自己也就想往哲學的路走，父親對她的志向沒多說什麼，只提醒她：「哲學是不容易讀的。」但齊邦媛還是把哲學系列為第一志願；大一將結束前，有一天，擔任教務長的朱光潛特別找了齊邦媛一談，聽完她的讀書心得後，很明白地告訴她：「妳沒有讀哲學系的慧根，還是轉到外文系吧。」這句話，改變了齊邦媛的一生。

日後，自己也教了幾十年書的齊邦媛，看到明顯在「不合自己能力」的圈子裡打轉的學生，也會建議他們想想別的路子，「對那些一心想抓住文學但確實讀也讀不進去的學生，通常我會這麼說，我說，你要不要去讀點實用的東西吧。」她說，她這麼講，學生會懂，「現在的人到底現實考量多些，要他去唸點『有用』的東西，倒也不會太傷他心，如果是在我們的那個年代，要說一個人沒有唸文的本事，會讓人難過的。」

不過，當年朱老師的話也並未傷她，齊邦媛說，因為朱光潛說她沒本事唸哲學之後，緊接著又說「妳文學好。」

用生命教學

轉到外文系後，齊邦媛的一生就與文學離不開了。大學的幾位老師對齊邦媛的影響非常深刻，因為他們都彷彿是拿著生命在教學。當時已是國學大師的朱光潛上課教英詩〈瑪格麗特的悲苦〉，想到的是有類似情境的古詩「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竟至淚流雙頰；論文指導教授吳宓把齊邦媛提交的論本大綱改了大半，又因為略知她當時的感情事件，除了用毛筆寫下兩頁新的英文大綱外，還特別加註了一行中文，告訴她，要朝一種塵世之愛去愛，去愛世上的人，愛是同情、悲憫，不是一兩個人的事。

一位剛從意大利回國的博士教授「但丁《神曲》研究」，因為課程太難，只有齊邦媛一個人選課，又因教室不夠，後來就在老師家上課；同學路過看見齊邦媛一邊幫師母抱小孩，一邊聽老師講但丁《神曲》〈地獄篇〉，一時傳為笑談。　　

齊邦媛說，那時候的生活很簡單，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也比較深刻，「人靠什麼活下去？就靠跟人互相給溫暖。」她說自己一生追求的就是這種簡單和深刻，她不要來來去去、浮光掠影、八面玲瓏、好像很忙碌的樣子的那種生活，「後來做事、教書，我下了班就回家，從不應酬。現在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第二ㄊㄨㄚ』是不是，欸，我連『第一ㄊㄨㄚ』都很少有，我不要那種飄飄浮浮的人際關係。」

特別是齊邦媛兼任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時，「我為國家選文，絕不可有私交在裡面。」一九六八年，蔣中正總統下令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現在「一綱多本」還是「一綱多本選一本」意見分歧，一九七二年時，可是由國立編譯館編印正式部定版本定於一尊。齊邦媛就是在這時接了負責編定教科書的工作，「在那個年代，這不只是個『學術判斷』的工作，」齊邦媛說：「也是個『政治判斷』的工作。」

她發現，過去的國文課本太多政治色彩，太少文學性，全是些愛國主義、政治宣傳，這叫國中生怎麼消化得了？齊邦媛明知地雷遍布，還是硬著頭皮踏上了戰場。刪去了大部分「培養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課文，加上了楊喚的新詩〈夜〉、朱自清的〈背影〉等；齊邦媛大力推薦黃春明的〈魚〉，在第一輪投票時沒有過，她特別拜託編審會可否再給一次機會；為求敗部復活，齊邦媛一一去找審查委員，仔細說明選這篇文章的理由；第二次投票，〈魚〉通過的那一刻，齊邦媛說自己「感動、感謝得熱淚盈眶。」

就這樣，在那樣的年代，齊邦媛讓所有的國中學生都有機會看到源自這片土地生動真實的情感和生活，認識到台灣已有各式各樣傑出的當代作家；多年後憶及此事，黃春明說，齊邦媛不但是他個人的貴人，「她也是守護台灣文學的母親。」

讓世人認識台灣文學

其實那時的齊邦媛並不認識黃春明，事實上當時的她幾乎不認識什麼作家，也並不以自己的背景和喜好選文，「例如，當我第一次看到司馬中原的《荒原》，驚訝感動得不得了，他怎麼可以寫的這麼好，那真是震撼山河的悲痛！」但她說並沒有因為自己喜歡司馬中原，或者說是個所謂的外省人，「外省文章就多選些，沒有，我秉持的就是個公平。」

臺靜農老師曾說，敢這麼編國文課本，齊邦媛真是「有骨氣」；而她說有臺老師這句話的支持，在那艱難的__戰場上，勝過千軍萬馬。

齊邦媛會去編國中教科書純屬意外，她去國立編譯館原來是要去主持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計畫，只因為原來負責編定教科書的主任辭職，她被派去兼任；儘管這一兼任，就兼出了台灣的第一場教科書革命，但本來預定要做的中書西譯仍在進行著。

齊邦媛說，中書西譯並不是她的本行，願意做這個工作，除了是出於對文學的喜愛，還有個心路歷程。

一九六七年，她第一次接受美國國務院提供的傅爾布萊特獎助金到美國進行研究，她發現，在世界文學中所謂的「中國文學」，竟然僅指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部分也只從五四談到三○年代；三○年代之後的中國像不存在文學，國外對台灣的作家及作品當然更是一無所知，「但台灣確實有很多優秀的寫作者，有很好的作品。」相對於彼岸大陸正風起雲湧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的民主和漸漸富裕的發展，都讓作家有了安心的寫作環境。」齊邦媛說，台灣作家已經創作出值得傳誦的作品，只是外人不知，因此她一直期望有人可以用英文把台灣文學介紹給西方世界的讀者，「只是怎麼也沒想到，接下這個挑戰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一九七三年，齊邦媛邀請了余光中、李達三、何欣與吳奚真合組「五人編譯小組」，分成詩、散文和小說三種文類，選擇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間台灣出版的作品，並請高手翻譯成英文，七十多萬字的英譯本《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一九七五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

就這樣，西方讀者有機會讀到楊牧的詩、林懷民的小說，也認識了他們筆下的台灣。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大系，文學界和學術界評價很高，也是國外學界研究台灣現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齊邦媛自己回憶起來則說：「我可以將台灣的文學透過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心裡非常安慰。」

除了《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齊邦媛另一個與台灣文學的淵源是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的顧問與總編輯。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一九二一年成立於倫敦，其中的「PEN」是「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和「novelist」（小說家）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一九五三年中華民國筆會在台灣復會，一九七二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刊，英譯台灣文學創作介紹給西方讀者；首任總編輯是殷張蘭熙，齊邦媛擔任顧問；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基於健康因素卸下總編輯之職，齊邦媛「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接任，繼續為台灣文學的國際化奉獻心力，前後九年。

大家一起奔跑

一九八五年，齊邦媛應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之邀，講授台灣文學，「我選了賴和的《一桿秤仔》、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白先勇的《台北人》等做為教材。」此外，她對台灣新生代創作者不吝嗇的鼓勵溫暖了許多人，陳芳明說：「最早帶我走向台灣文學之路的就是齊老師。」回憶起那些為台灣文學在國際打拚的歲月，如今的齊邦媛有些感慨，「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的年代，大家一起奔跑，」年輕的作者和讀者之間並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愛台灣』並不常被人掛在嘴上。」

更大的感慨則是台灣文學國際能見度的變化。

一九七三年由朱立民、顏元叔和葉慶炳倡議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後，經常有以台灣文學作品為主要討論題材的國內與國際會議，二十年間，國際漢學界認定台灣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然而，此後至今就幾乎不再有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了，「台灣文學實際已經不那麼重要，大家不要再自我陶醉了。」

因此齊邦媛說：「我們自己要爭氣點，讓人看到多一點台灣的可愛。」而她所謂的可愛，是一種活著的姿態（gesture），尊重別人、尊重自己，「有個『人』的樣子。」而這個人的樣子，她認為是文化涵養出來的，是對人有一種根本的關懷。

自傳式的回憶錄《巨流河》詳述了齊邦媛的文學與人生之路，出版後引起許多迴響。前幾天，一對父母帶著他們十一歲的兒子前來拜訪。臨走前，這十一歲的小男孩問她：「我可以看一下張大飛送給妳的那本《聖經》嗎？」

忽然間，齊邦媛覺得，透過人性的溫暖、透過文學的河流，世代與世代終於有了對話的可能；而文化的傳承是否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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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訪問是在齊老師目前居住的長庚養生村進行的。

齊老師給我們看她的預立遺囑和她與兒孫的合照：「我不是沒有人管的老太太，」她說：「自已一個人住在養生村裡頭，是因為我想要專心做一件事。」這件事就是撰寫回憶錄《巨流河》。

我看《巨流河》，幾次大哭；訪問結束後，我說：「齊老師，我要跟您說聲謝謝，為那些一同經歷大時代的不知名的人們，更為我來不及留下什麼生平紀錄的父親。」  

當然，我還是不免八卦一下地問了：「您跟張大飛，真的不是戀愛？」齊老師斬釘截鐵：「不是的。那時候沒這種想法。」

沒這種想法竟可以如此深刻牽掛一生。這種感情應該是現代人很難理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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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新活水》第 26 期，引用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