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新活水》第 27 期，引用請註明出處。

余光中說梵谷如同他的家人。（彭蕙仙／攝影）

台灣很多喜歡藝術的人都是透過余光中翻譯的《梵谷傳》這本書認識梵谷，這本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書，最近又剛剛推出了全新修訂版。一本書歷經五十年歲月，還有什麼好修訂的呢？「不是當年的英文不行，而是我一直在精煉自己的中文，把西化的文字除去，也改正一些錯字。」余光中說，太太范我存也幫他修改，「她用普通讀者的眼光看這本書，覺得讀起來不是那麼順的地方，我就改。」

《梵谷傳》是媒人

事實上，《梵谷傳》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兩人合作的作品，「可以說是我們的媒人。」當年，余光中在女朋友、范我存家裡看到一本書，《Lust for Life》，「那年頭原文書很少見。」他說，看下去，「深深被這麼精采的人生吸引，決定把它翻譯出來。」

這本書就是《梵谷傳》。當時余光中在台北，范我存住中壢。余譯完稿子寄給范，范一字一字謄寫，再寄回去給余，余光中拿著整齊的稿子給《大華晚報》，晚報逐日連載近一年，之後出版成上下兩冊的書籍。

不過，當年余光中寄給范我存的，可不只是譯稿，一張張白報紙，正面是梵谷，背面是余光中，「情書寫在譯稿背後啊。」說到此，老夫老妻不禁相視一笑；孩子出生後，家裡常常談論梵谷這本書、這個人，「梵谷也成了我們余家人，客人拜訪完了都會走，但梵谷永遠不會離開。」

余光中說，後來大女兒學藝術史，他相信多少也是受了家裡常常談論梵谷等藝術家的影響。

梵谷是余家的「重要他者」，翻譯《梵谷傳》對余光中而言，還有療癒效果。「我是二十七歲開始翻譯《梵谷傳》的，梵谷自己也是二十七歲開始畫畫的，」余光中說，當時的他生活上和身體上有些小困難，但是翻譯《梵谷傳》後，開始沉浸在他「那麼跌宕的人生裡頭，」余光中說：「梵谷的人生困境使我忘懷了自己的人生困境，讓我的心境漸趨安定，久而至於澄明，甚至身體也奇妙地恢復了健康，」譯到梵谷自殺的時候，「譯者我反而得救了。」

詩有搖滾樂的節奏

余光中說，《梵谷傳》對他來說，不但是翻譯一本書，也是學習、研究繪畫藝術，更是認識一個偉大的心靈，讓他體會到藝術的力量確實十分巨大。二○○一年，台灣的荷蘭銀行推出「梵谷卡」，印有梵谷畫作的信用卡廣受歡迎，不但發卡量激增，信用卡的廣告還被選為當年度的最佳廣告片；余光中在梵谷卡發行會上致詞時說，梵谷一生潦倒，他一定沒有想到，自己這個荷蘭最窮的人，有一天竟然還有辦法「借錢」給台灣這些有錢人呢，「梵谷擁有的是無價的心靈財富，藝術是有永恆的價值的。」這番感受，隨著多年不斷研究梵谷和其他許多藝術家的作品，余光中說自己有了更深的體會。

而起頭就是當年他決定翻譯《梵谷傳》的這個勇敢的嘗試，三十多萬字的翻譯是個巨大的工程，連余光中的老師梁實秋都勸他「節譯就好」，但余光中還是堅持譯完全書，並且因為梵谷而進入到藝術繪畫的領域，「梵谷是我的一扇窗戶，」余光中說，本來以為看到「向日葵」就夠精采的，「沒想到打開這個窗戶後，我看到了一座花園，塞尚、高更……都在其中」。余光中熱愛藝術和音樂，並將音樂和藝術的體會與文字創作結合，他說，作家寫景寫情寫人，不一定要觀摩別的作家怎麼寫，「寫景可以取法於繪畫的意象，書寫的節奏則可以學自音樂；藝術教一位作家寫作，超越文字的限制，更寬闊些。」他舉例：「可以說，搖滾樂就給了我寫詩的節奏感。」

五十年前翻譯《梵谷傳》不但帶領余光中進入藝術世界，也讓他愛上了翻譯；余光中說翻譯家是「沒有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他表示自己的創作有四度空間，分別是詩、散文、翻譯和評論，余光中將自己定位為「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學者」，在學者的這一塊，

「有一半是翻譯的功勞。」他說，沒有翻譯，宗教不能傳播，文化不能溝通，「馬丁路德改變了西方的基督教，玄奘擴大了東方的佛教版圖。」余光中甚至曾經建議政治大學校長吳思華說，如果文學院要徵求一位教授，來了一位作家和翻譯家，「你應該優先錄取像玄奘這樣的人啊。」

翻譯是溝通媒介

翻譯家在余光中眼裡如此重要，因為這樣的人是重要的「溝通媒介」，能夠促進了解，讓不同的人類經驗有更多互動與彼此認識的機會。

從翻譯出發，余光中想到，其實透過文學，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也能夠「對話」與「聯結」。因為在華文世界重量級地位，余光中常有機會參與不同的華人社群的文化活動。不久前，他到上海參加了一個「兩岸交流一甲子」研討會，坐在台上的他看到主辦單位張貼著「同根同文同心」的大大標語，心有所感；輪到余光中發言時，他說，既然認為兩岸是同根，那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同文的意思是不是也提醒我們「不論是簡體字或者是繁體字，都是中文，大家不必有那麼多隔閡。」最後講到同心，余光中特別強調：「兩岸不管哪一方，總要心平氣和、將心比心，才能心心相印。」一席話，「我秉持中華文化，突出人性的共同面，又站穩台灣立場。」余光中說，像這樣的交流，「有本事、有才學的台灣人怕什麼？應該多去大陸啦。」

他還舉了教科書為例說，大陸教科書採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我的作品就比台灣教科書還多，但也不是只有我這種老作家，像簡媜之類比較年輕一代的作家，大陸的教科書裡頭也有。」而台灣的教科書就幾乎沒有大陸當代作家的作品，「教科書要收什麼作家的作品進來，是非常嚴肅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教育當局要給他們的學子讀什麼樣的東西，這不只是文學的事，甚至於也是思想的事。」余光中說，大陸教科書曾有段時間，台灣作家的作品幾乎佔了十分之二，「這樣，到底是誰統誰？」他強調，大陸敢在教科書裡放那麼多台灣作家的作品，「台灣敢不敢這麼做？」他說，文學抒情寫人，很多東西是超越政治的，不必那麼害怕緊張，歷史證明愈能包容才愈能成其為大。

還想翻譯畫家傳記

身為外交系教授的余光中是近年來反對教科書刪減文言文最力的學者，他說，文言文有兩三千年的歷史，白話文學就算從《西遊記》算起，也只有五百年，更別說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學運動一百年都不到，二三千年的傳統一定有它的優勢與價值，不應該被忽視與削減；余光中說，其實，「五四以來的散文大家，如郭沫若，魯迅舊詩寫的好，胡適古文寫的好。」他強調，白話離不開文言，「傳統就像母親給你的血型，我們可以從外面輸點血進來，但不能全部換血，這樣太危險，可能活不了。」　

也因為余光中給人「捍衛、傳續中華傳統文化」的形象十分鮮明，愈來愈多兩岸各地的華人文學、文化的活動找上他，讓他十分忙碌，「我其實很想靜下來做點事，」余光中說，最想做的事之一就是翻譯西班牙畫家El Greco的傳記，「就是苦於活動太多，沒時間真正坐下來翻譯。」余光中說自己就像一只飛翔在天空的風箏，飛得久了，風箏有點破、有點舊，想回到地面上來休息、整理，「但風不許，他說你要繼續，你應該跟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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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是梵谷逝世一二○周年，全球各地掀起紀念活動，台灣於二○○九年年底開始至二○一○年三月底，在台北歷史博物館推出「燃燒的靈魂‧梵谷」特展，展品包含二十一幅油畫與七十七幅素描。珍藏梵谷畫作兩大重鎮之一的荷蘭庫勒穆勒美術館借展二十幅油畫、十八幅炭筆素描及五十九件水彩、淡彩等精品，包括〈星空下的絲柏路〉、〈柏樹與兩個女人〉、〈自畫像〉和〈普羅旺斯夜間的鄉間路〉，並情商日本POLA美術館出借梵谷晚期油畫〈薊花〉共襄盛舉。

展覽訊息請見：http://vangogh.ishow.gmg.tw/